跨越重洋的东汉“琼楼玉宇”
更新时间：2026/5/14 10:24:38 来源：焦作日报
焦作旅游
在美国堪萨斯城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收藏着一件编号33－521的东汉五层彩绘陶仓楼。这件通高逾132厘米的汉代陶质建筑明器，通体朱砂彩绘、形制恢弘精美，是远渡重洋的东方艺术瑰宝，更与千里之外的河南焦作有着不可分割的血脉渊源。从其灰陶胎质、朱砂彩绘工艺、楼院式结构及可拆分组装的模块化设计来看，这件藏品与焦作出土陶仓楼呈现出惊人的艺术与技术同源性。它不仅见证了汉代豪强地主庄园经济的繁荣，更折射出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物流失海外的一段沧桑历史。
艺术同源
越洋陶仓楼的“焦作基因”
这件名为“Model of a Multi-Storied Tower”（多层塔楼模型）的陶仓楼，制作年代约在公元1世纪至2世纪中叶东汉时期。与众多陶仓楼相比，这件藏品最引人注目之处在于其通体彩绘特征：楼体两侧绘飞鸟、常青树等纹样，门扉与墙面布满精美纹饰，核心呈色剂为朱砂，色泽鲜丽而沉稳，体现了汉代彩绘工艺的高超水平。
按照焦作陶仓楼经典分类（连阁式、楼院式、联仓式、简式、模拟式），这件海外藏品属于典型的楼院式陶仓楼，由院落、仓体、楼体三部分构成，各部件可拆分组装，是汉代建筑明器的标准化典范。其结构细节与焦作出土实物高度契合：院落设于主楼前方，三面围墙合围，前墙开横长方形大门，雕饰凸起门框、门槛与止扉石，内置可开合双扇朱彩门扉；大门两侧檐下伸出挑梁，承托斗拱与悬山顶，前墙转角处立墙柱、筑双阙，覆庑殿顶，檐椽头以白彩点缀，墙柱绘对顶三角形纹样，白底朱彩的常青树图案对称饰于门侧。主楼分为仓体与楼体，一层、二层为连体长方体仓体，楼体三层开两扇洞窗、四层设一门一窗，正面中部及四隅转角均配置一斗五升斗拱；五层为单间望楼，上覆庑殿顶，楼身以红彩绘菱形、直线、几何纹饰。
从胎质、结构、形制到彩绘技法，纳尔逊－阿特金斯博物馆藏陶仓楼与焦作出土陶仓楼完全一致。楼院式陶仓楼也是焦作出土数量最多、最具代表性的类型，与连阁式并称汉代高层建筑明器两大主流。值得注意的是，结合焦作汉墓出土的院落式陶仓楼的实物比对，纳尔逊藏品第三、四层的摆放位置存在倒置现象。
出土焦作
考古实证与地域溯源
尽管馆方未明确记载其出土地点，但多维度学术分析已将源头指向河南焦作。
焦作古称“山阳”，为东汉河内郡核心区域，亦是汉献帝被贬“山阳公”的封地，汉代墓葬遗存极为丰富。目前，焦作出土陶仓楼总数超300座，数量、形制、工艺均居全国之首，是当之无愧的“中国陶仓楼之乡”。
多重实证印证焦作应是这件海外陶仓楼的原产地：其一，材质彩绘一致，均以灰陶为胎，采用朱砂为主的通体彩绘工艺，材料与技法别无二致；其二，装饰手法同源，楼体腰檐、外廊错落挑收，门窗周边或雕或饰菱形纹、几何纹等纹样，与焦作连阁式、楼院式陶仓楼细节完全吻合；其三，工艺理念相通，模块化拆分组装设计，精准模拟汉代木构建筑的预制化、标准化建造技术，这一特征在焦作陶仓楼中集中体现。
综合考古类型学、材质分析与地域遗存特征，这件陶仓楼极可能出土于焦作东汉中晚期墓葬群，应属于地道的焦作汉代文物。
流失海外
动荡年代的文物流转之路
这件陶仓楼如何跨越重洋，落户美国堪萨斯城？答案藏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物大规模流失的历史中。
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1930年动工，1935年12月正式开馆，建馆之初便致力于打造世界级亚洲艺术收藏。博物馆委派哈佛大学学者劳伦斯·史克曼常驻中国搜购文物，1930至1935年，史克曼以北平（今北京）为基地，频繁涉足琉璃厂古董市场，联络各地商贩大肆收购。据史料记载，仅1932年，他便耗资十几万美元，将大批青铜器、陶瓷、玉器、墓葬明器等从华北运往美国。
彼时中国战火连绵、时局动荡，文物价格暴跌，为海外势力大肆收购文物提供了可乘之机。这件五层彩绘陶仓楼，大概率经古玩商从焦作运至北平（今北京），通过琉璃厂市场转入史克曼之手，最终依托“威廉·洛克希尔·纳尔逊信托基金”购藏，以编号33－521入藏博物馆。如今，该馆馆藏中国文物达8000件，规模位居全美前列，其中不乏诸多流失海外的中华瑰宝。
深远影响
中国建筑史的“陶塑档案”
时隔近2000年，这件海外陶仓楼与焦作本土陶仓楼群，共同成为研究汉代文明的珍贵实证，在建筑史、学术研究、文化传播层面具有深远意义。
在建筑史领域，它们填补了中国古代高层木构建筑研究的实物空白。陶仓楼以陶土形式保存了汉代成熟的木框架结构技术，尤其是斗拱体系与“模块化设计”的运用，为研究汉代土木建筑技艺提供了无可替代的实物依据，是还原汉代高层建筑的立体档案。与同时期罗马帝国的砖石拱券结构（如万神庙）相比，汉代陶仓楼所代表的中国木构体系走上了截然不同的技术道路。罗马建筑追求永恒性与纪念性，通过厚重的墙体、复杂的拱券和混凝土技术创造宏大的内部空间；而中国木构则着眼于结构的灵活性、可逆性、抗震性以及与自然的和谐共生。陶仓楼所展现的土木混合结构、挑梁－斗拱体系和通过腰檐、平坐控制整体比例的手法，是“土木的史书”，体现了另一种充满智慧的营造哲学。两者并无高下之分，而是不同文明基于不同材料、不同观念作出的伟大创造。
在学术研究方面，焦作陶仓楼已成为汉代史研究的独特分支。从2016年国家博物馆馆刊的专题论文《焦作出土东汉联仓式陶仓楼》，到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与瑞士高校联合开展的“中国古代人造硅酸铜钡颜料研究”，陶仓楼都是核心实物样本，推动着汉代手工业、建筑技术、社会经济研究不断深入。
在文化影响力层面，它们已成为中华文明的海外“金色名片”。焦作陶仓楼曾亮相意大利、法国吉美亚洲艺术博物馆，作为河南代表文物参展2010年上海世博会，2024年在南宁引发观展热潮；而纳尔逊－阿特金斯博物馆的这件藏品，成为连接中美博物馆交流的重要纽带，向世界展现中国汉代的建筑智慧与文明高度。
一件越洋陶楼，承载故土乡愁；一座陶塑琼宇，见证华夏匠心。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馆藏东汉彩绘陶仓楼，与焦作本土遗存遥相呼应，既是汉代豪强庄园经济的物质缩影，也是中国古代建筑技术的杰出代表，更以实物打破了建筑史研究中的西方中心叙事，实证了中华文明独树一帜的创新能力与实践智慧。
王 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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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堪萨斯城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收藏着一件编号33－521的东汉五层彩绘陶仓楼。这件通高逾132厘米的汉代陶质建筑明器，通体朱砂彩绘、形制恢弘精美，是远渡重洋的东方艺术瑰宝，更与千里之外的河南焦作有着不可分割的血脉渊源。从其灰陶胎质、朱砂彩绘工艺、楼院式结构及可拆分组装的模块化设计来看，这件藏品与焦作出土陶仓楼呈现出惊人的艺术与技术同源性。它不仅见证了汉代豪强地主庄园经济的繁荣，更折射出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物流失海外的一段沧桑历史。
艺术同源
越洋陶仓楼的“焦作基因”
这件名为“Model of a Multi-Storied Tower”（多层塔楼模型）的陶仓楼，制作年代约在公元1世纪至2世纪中叶东汉时期。与众多陶仓楼相比，这件藏品最引人注目之处在于其通体彩绘特征：楼体两侧绘飞鸟、常青树等纹样，门扉与墙面布满精美纹饰，核心呈色剂为朱砂，色泽鲜丽而沉稳，体现了汉代彩绘工艺的高超水平。
按照焦作陶仓楼经典分类（连阁式、楼院式、联仓式、简式、模拟式），这件海外藏品属于典型的楼院式陶仓楼，由院落、仓体、楼体三部分构成，各部件可拆分组装，是汉代建筑明器的标准化典范。其结构细节与焦作出土实物高度契合：院落设于主楼前方，三面围墙合围，前墙开横长方形大门，雕饰凸起门框、门槛与止扉石，内置可开合双扇朱彩门扉；大门两侧檐下伸出挑梁，承托斗拱与悬山顶，前墙转角处立墙柱、筑双阙，覆庑殿顶，檐椽头以白彩点缀，墙柱绘对顶三角形纹样，白底朱彩的常青树图案对称饰于门侧。主楼分为仓体与楼体，一层、二层为连体长方体仓体，楼体三层开两扇洞窗、四层设一门一窗，正面中部及四隅转角均配置一斗五升斗拱；五层为单间望楼，上覆庑殿顶，楼身以红彩绘菱形、直线、几何纹饰。
从胎质、结构、形制到彩绘技法，纳尔逊－阿特金斯博物馆藏陶仓楼与焦作出土陶仓楼完全一致。楼院式陶仓楼也是焦作出土数量最多、最具代表性的类型，与连阁式并称汉代高层建筑明器两大主流。值得注意的是，结合焦作汉墓出土的院落式陶仓楼的实物比对，纳尔逊藏品第三、四层的摆放位置存在倒置现象。
出土焦作
考古实证与地域溯源
尽管馆方未明确记载其出土地点，但多维度学术分析已将源头指向河南焦作。
焦作古称“山阳”，为东汉河内郡核心区域，亦是汉献帝被贬“山阳公”的封地，汉代墓葬遗存极为丰富。目前，焦作出土陶仓楼总数超300座，数量、形制、工艺均居全国之首，是当之无愧的“中国陶仓楼之乡”。
多重实证印证焦作应是这件海外陶仓楼的原产地：其一，材质彩绘一致，均以灰陶为胎，采用朱砂为主的通体彩绘工艺，材料与技法别无二致；其二，装饰手法同源，楼体腰檐、外廊错落挑收，门窗周边或雕或饰菱形纹、几何纹等纹样，与焦作连阁式、楼院式陶仓楼细节完全吻合；其三，工艺理念相通，模块化拆分组装设计，精准模拟汉代木构建筑的预制化、标准化建造技术，这一特征在焦作陶仓楼中集中体现。
综合考古类型学、材质分析与地域遗存特征，这件陶仓楼极可能出土于焦作东汉中晚期墓葬群，应属于地道的焦作汉代文物。
流失海外
动荡年代的文物流转之路
这件陶仓楼如何跨越重洋，落户美国堪萨斯城？答案藏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物大规模流失的历史中。
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1930年动工，1935年12月正式开馆，建馆之初便致力于打造世界级亚洲艺术收藏。博物馆委派哈佛大学学者劳伦斯·史克曼常驻中国搜购文物，1930至1935年，史克曼以北平（今北京）为基地，频繁涉足琉璃厂古董市场，联络各地商贩大肆收购。据史料记载，仅1932年，他便耗资十几万美元，将大批青铜器、陶瓷、玉器、墓葬明器等从华北运往美国。
彼时中国战火连绵、时局动荡，文物价格暴跌，为海外势力大肆收购文物提供了可乘之机。这件五层彩绘陶仓楼，大概率经古玩商从焦作运至北平（今北京），通过琉璃厂市场转入史克曼之手，最终依托“威廉·洛克希尔·纳尔逊信托基金”购藏，以编号33－521入藏博物馆。如今，该馆馆藏中国文物达8000件，规模位居全美前列，其中不乏诸多流失海外的中华瑰宝。
深远影响
中国建筑史的“陶塑档案”
时隔近2000年，这件海外陶仓楼与焦作本土陶仓楼群，共同成为研究汉代文明的珍贵实证，在建筑史、学术研究、文化传播层面具有深远意义。
在建筑史领域，它们填补了中国古代高层木构建筑研究的实物空白。陶仓楼以陶土形式保存了汉代成熟的木框架结构技术，尤其是斗拱体系与“模块化设计”的运用，为研究汉代土木建筑技艺提供了无可替代的实物依据，是还原汉代高层建筑的立体档案。与同时期罗马帝国的砖石拱券结构（如万神庙）相比，汉代陶仓楼所代表的中国木构体系走上了截然不同的技术道路。罗马建筑追求永恒性与纪念性，通过厚重的墙体、复杂的拱券和混凝土技术创造宏大的内部空间；而中国木构则着眼于结构的灵活性、可逆性、抗震性以及与自然的和谐共生。陶仓楼所展现的土木混合结构、挑梁－斗拱体系和通过腰檐、平坐控制整体比例的手法，是“土木的史书”，体现了另一种充满智慧的营造哲学。两者并无高下之分，而是不同文明基于不同材料、不同观念作出的伟大创造。
在学术研究方面，焦作陶仓楼已成为汉代史研究的独特分支。从2016年国家博物馆馆刊的专题论文《焦作出土东汉联仓式陶仓楼》，到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与瑞士高校联合开展的“中国古代人造硅酸铜钡颜料研究”，陶仓楼都是核心实物样本，推动着汉代手工业、建筑技术、社会经济研究不断深入。
在文化影响力层面，它们已成为中华文明的海外“金色名片”。焦作陶仓楼曾亮相意大利、法国吉美亚洲艺术博物馆，作为河南代表文物参展2010年上海世博会，2024年在南宁引发观展热潮；而纳尔逊－阿特金斯博物馆的这件藏品，成为连接中美博物馆交流的重要纽带，向世界展现中国汉代的建筑智慧与文明高度。
一件越洋陶楼，承载故土乡愁；一座陶塑琼宇，见证华夏匠心。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馆藏东汉彩绘陶仓楼，与焦作本土遗存遥相呼应，既是汉代豪强庄园经济的物质缩影，也是中国古代建筑技术的杰出代表，更以实物打破了建筑史研究中的西方中心叙事，实证了中华文明独树一帜的创新能力与实践智慧。
王 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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