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凡岗位 光彩人生——追记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法官李庆军
更新时间：2019-9-2 15:32:12 来源：河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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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秘密被他隐藏了四年。
四年来，他一天审查案件最多达几十件，每周接待至少10个案件的当事人。
四年来，他从不在单位餐厅吃饭，每天中午奔波8公里回家，下午准时上班，风雨无阻。
多年来，他大把吃药，日渐消瘦，但办案量在全庭名列前茅，没有一个当事人反映他办案不公。
直到2018年9月28日上午8时9分，年仅54岁的他因患尿毒症医治无效，永远离开了他眷恋的亲人、同事和朋友，离开了他挚爱的法律事业。
他是李庆军，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法官、立案二庭副庭长。
保守了四年的秘密终于被揭开。噩耗传来，所有人都不敢相信。
“怎么可能，前一段时间还见他开庭。”
“原来这么重的病，从来没听他说过呀。”
朝夕相处的同事、远在大山里的乡亲、昔日的同窗，还有对他念念不忘的案件当事人……痛惜声不绝于耳，在涟涟泪水中，人们发现，这位默默无闻的普通法官，原来早已在大家心中刻下深深的印记。
四年坚持，他对别人只有微笑
2018年9月1日，周六，晚6时30分，省高级人民法院签到机上留下他的影像，这与他平时离开的时间差不多。然而，这成了李庆军最后一次下班。
9月2日一大早，审判团队成员任方方收到李庆军的短信：“我要休息一段时间。禹州电缆案，6号以后联系当事人让双方再谈一次，调不成还按原定方案办。卷在柜子上。”任方方没想到，这条短信竟成为李庆军给她的最后留言。
当天是李庆军做换肾手术的日子。上午躺在病床上，他一边做术前检查和透析，一边接连给同事打了13个电话，事无巨细地安排交接工作。
医生看得直摇头：“你这哪像个要做大手术的人？”
下了手术台他也不闲着，从重症监护室转到特护病房不久，他就通过电话为那些向他求助的人提供法律咨询。
然而，谁也没有料到，手术后的第26天，因病情恶化，李庆军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
丈夫去世后，妻子马凤实从他的办公室找到了19本日记。日记中除了少量的生活片段，大部分都是每天的工作，一页又一页，记了整整11年：
2013年10月18日：“周五，案件流水般一件件、一批批报来，这一周共批近60件案件，好像是最忙的审查周。”
2014年10月17日：“周五，下午批出15件案件，把桌上堆积的案件批完，加班到7：30。”
2016年5月14日：“周六，中雨，下午到单位，批了30多件案，6时回家。”
……
人们不知道，其实，早在2014年，李庆军就被确诊为尿毒症。他没有把病情告诉领导和同事，为了不耽误工作，连输液他都要求放在晚上。医生多次交代他要好好休息，他都照常到单位上班。
李庆军并非不珍惜自己的身体，他曾在一篇日记中写道：“活着要有活着的质量，我不想让亲人为我的身体担忧，给他人带来精神压力，我尽可能弱化自己的病情，装得若无其事，这有点自欺欺人。我仍然想像常人一样享受美好的生活。”
李庆军的腹部常年插着一根硅胶“腹透管”，那是尿毒症患者做腹膜透析用的。
他被确诊为尿毒症后，医生给出两种治疗方式：血液透析与腹膜透析。血液透析每周要到医院3至4次，每次大约4个小时。“太影响上班了，不行不行！”李庆军选择了腹膜透析。
腹膜透析可以自己在家做，但是对环境、饮食、时间都有严格要求。一天做四到五次，每次要先洗手，戴口罩，房间里每天两次紫外线消毒。一袋透析液重2公斤，通过“腹透管”将透析液灌入和排出腹腔，来清除机体代谢物和多余的水分。
在他的卧室，成箱的透析液几乎堆满一面墙，床边有两个特殊的“床头柜”，一个小冰箱保存针剂；一个台式培养箱用来加热透析液，旁边架着紫外线消毒灯。
无论前一天多晚休息，每天早上他都6点起床，开庭的日子起得更早。腹痛腹胀、乏力怕冷、恶心甚至呕吐，透析反应让他常常吃不下饭就赶去上班。
整理遗物时，拉开他办公室的抽屉，马凤实的眼泪夺眶而出。
一抽屉药品，一抽屉饼干。饼干是他带到单位没来得及吃的早餐……
K180次列车上每月总会出现一位特别的乘客，他提着装有透析液和透析装置的箱子，步履匆匆。在车上治疗时，面对好奇的询问，他淡淡一笑：“没啥，做个小透析。”
开始透析后，李庆军要定期去北京做检查。为节约时间，他专挑夜里10点多的火车，第二天上午去医院，下午就急忙往回赶。下了火车，直奔省高院，把当天落下的工作补上，才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家。
妻子劝他歇歇，他总说：“现在法院案件多，大家手里都有一堆活儿，我少干了，别人就得帮我干。”他也不愿把生病的事告诉亲朋好友，怕大家为他担忧。马凤实只好一边心疼得掉泪，一边帮他保守秘密。
同事们只知道他身体不好，每次问他，他都笑笑说：“老毛病了，没事。”甚至连兄弟姐妹和对门儿邻居也不清楚他的病情。无论多难受，他给周围的人永远都是温和的笑脸，从未叫过一声苦。
他的隐忍和坚强只有日记本知道。
立案二庭庭长卜发忠至今还在自责：“庆军请假时说要做个小手术，半个月后就来上班。后来，因为要办续假手续，从他家属那里看到诊断证明书，我才知道他平时是忍着多么大的病痛在工作。”
说起这些，省高院退休法官张古淮老泪纵横，陷入深深的痛苦，“不知道他这么拼命啊，我这当‘师傅’的什么也没帮上他。”
在他生命的最后8个月，李庆军审判团队共结案360件，占全庭总结案量的三分之一，仅他个人就结案121件，是全庭办案最多的法官。
身为法官，他最看重的是公正
作为李庆军一入职就搭档的同事，张古淮深深理解他的选择。“当了20多年法官，他对这份职业的热爱早已融入血液、融入灵魂，工作就是他的精神寄托，只有办好每一个案件，他才觉得人生没有虚度。”
共同生活了28年，妻子马凤实更了解丈夫，“他太热爱法官这个职业了，他常说，‘我一个农家子弟，能从山里出来上大学，当上省高院的法官，多光荣多幸运啊！’”
1986年，李庆军从河南大学政治系毕业，被分配到郑州牧业工程高等专科学校工作。1989年他考入西南政法大学，攻读民事诉讼法专业硕士学位。1993年，他考入河南省高院，从书记员干起，历任民事审判庭助理审判员、审判监督庭副调研员、审判员、赔偿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立案二庭副庭长，并于1997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不管是棘手案件还是紧急任务，他召之即来，任劳任怨，从无二话，是大家最喜欢的办案搭档。
“老李常说，法院是说理的地儿，大家做这份工作，一定要对得起良心，对得起双方当事人，不能给党抹黑，不能给法院抹黑！”法官于保林对他的话记忆犹新。
办案难免遇到一些情绪激动的当事人，李庆军总是先端上一杯热水，认真倾听，耐心解释，很多案件被他调解得双方都心服口服。他对法官助理王卫霞说：“一些老百姓不懂法，理解有偏差很正常，但我们要善于引导他们用法律思维看问题，避免扩大矛盾。”
2010年的一天，李庆军到永城面见一位情绪激动的当事人雷某。为了打开对方的心结，李庆军与他长谈到深夜十二点，最后，曾扬言要拉着植物人儿子上访的雷某主动撤回案件申请。而李庆军返回郑州时已是第二天凌晨三点多。
认识他的人都说，老李脾气特别温和，就没见他高声说过话。其实，好脾气李庆军也有固执的一面。遇到棘手的案件，他总是对团队成员说：“底线绝不能突破，对法律要有敬畏之心。大家只管依法办案，谁有意见让他们来找我！”
2004年，家住南阳市宛城区的周光华因土地和房屋使用权与一家企业打官司，每到执行阶段，对方都提出新的异议阻挠案件执行。案件到了李庆军案头，周光华担心之前她胜诉的结果会被推翻：“对方有钱有关系，我连个律师都没有。”李庆军在听证会上的话让她吃了定心丸：“不管什么案子，都得按法按理来办！”
不久，周光华收到了维持原判、自己胜诉的裁定书，案件得到顺利执行。
许多年过去了，她对此念念不忘，逢人便说：“我遇到了一位好法官！”
听到李庆军去世的消息，老人痛哭失声，一定要来郑州看看。
10月13日，年逾古稀的周光华带着一篮土鸡蛋，在女儿的搀扶下走进李庆军家。
桌上的遗像一下子映入她的眼帘！是他，就是他！还是那憨厚朴实的模样，可是，却再也听不到他热情地招呼让座。
老人用颤抖的双手抚摸着遗像，泪眼婆娑：“孩子啊，我再也见不到你了，这鸡蛋大娘多想让你尝尝啊！”
从山里娃成长为一名人民法官，李庆军对老百姓有着深厚的感情。他常说：“越是扛着麻袋、大包小包来开庭的当事人，越要对他们倾注更多的心血和注意力，一个标的额再小的案件，对普通家庭来说都是天大的事，案件结果将直接影响他们对司法公正的信心。”
李庆军所在的立案二庭主要从事再审审查工作及建设工程、房地产开发等合同纠纷案件一审、二审裁判，这类案件在民事审判中最为复杂、繁琐。
他业务精湛，早在2001年就获得了“全国法院优秀民商事裁判文书”三等奖，被最高人民法院评价为“针对性强，逻辑严谨，言之有据，判决结果具有说服力。体现了法官居中裁判的身份和地位，避免了法官凭主观之嫌，符合司法公正的要求。”
在2017年的法官入额考试中，李庆军的民事专业考试成绩在全院排第四名。审监庭副庭长林秀敏回忆说：“庆军提审的案件都非常到位、专业，抓问题非常准，与我们的改判意见也基本一致。”
对法律的信仰和对法官职业的热爱让李庆军有着强烈的职业尊荣感，一路走来的不易也让他倍加珍惜身上的法袍。
2017年11月8日的日记里，他这样写道：“把关要把严，不同审级有不同审级的职责、任务，办好案，是对自己最好的保护，对法律负责，对当事人负责，也是对自己负责。”
在省高院开展的“亲情寄语”活动中，妻子给李庆军写了八个字：“廉洁办案，平安一生。”对此，他在日记中专门写下感言：“平安一生，是家人最高的希望，也是最低的要求。做到了廉洁办案，才能平安一生，要想得到一生平安，也就不能有私心，生贪念，以案件做交易，拿公正换利益。夫人的期望很朴实，很简单，没有说教，没有作秀，也没有大道理。其实个人、家庭能过上安宁、踏实的生活，何尝不是一种幸福。”
淡泊名利，他用真诚对待每个人
济源市邵原镇北李凹村是李庆军的家乡。这是一个太行与王屋之间的小山村，愚公移山的故事就诞生在这里。1964年4月，李庆军出生在这大山深处的贫苦农家，兄妹四人，他是老大。父亲早年因车祸落下残疾，几乎是母亲一人扛起了家庭重担。
生活的艰辛磨炼了他坚韧不拔的意志，巍巍太行养育了他淳朴宽厚的胸怀。学习上他异常刻苦，一放假就上山采草药补贴家用，风雨无阻。在乡亲们的印象中，少年时的李庆军总是憨憨地笑着，默默地做好自己该做的事。
卢有枝是李庆军的大学同班同学，也是老乡。“当年物价低，食堂一份鱼2毛钱，大学四年他从没舍得吃过。”卢有枝见他整天馒头加咸菜，就把节省下来的饭票给他，他坚决不要：“家里日子都不好过，我能撑过去。”
2016年秋天，李庆军去北京看病。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雨将他困在路边，拦不到出租车，也没有伞，痛风发作，湿冷的裤子贴在腿上，每挪一步都钻心地疼。
独立异乡街头，病痛折磨让这个素来坚强的汉子快要支撑不住。他颤抖着手拨通了卢有枝的电话：“老同学，我一个大男人疼得想坐在地上哭……”
回忆这一幕，卢有枝泣不成声：“那是唯一一次听他诉苦，我埋怨他不向北京的同学求助。他却说：‘麻烦别人干啥呢，我这一辈子最不喜欢做的就是给别人添麻烦。给你打个电话，转移下注意力，就不恁疼了。’”
在单位，同事们给李庆军总结为“三不伸手”：不向领导伸手，不向当事人伸手，不向同事朋友伸手。
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不愿意给别人添麻烦的李庆军，却从不怕别人给他“找麻烦”。
从重症监护室出来的第三天，他还处在高危监护期，小妹凤莲隔着玻璃看到他躺在病床上接电话，急得直跺脚。
“哥，医生不让接电话，你有多大的事打那么长时间的电话？”
“没事儿，是咱村的战胜，凡是打电话的都是遇到了困难，我不就懂点法吗，能帮就帮一把。”
他是家乡的骄傲。每年春节回去，乡亲们都围着他咨询个不停。团圆饭热了又凉，他还在跟乡亲们说话。
妹妹埋怨，他抱歉地笑笑：“乡亲们问我事儿是信任咱，合法的靠法律维权，不合法的就给人家讲明白，别把有理的事情用过激的手段变成没理。”
熟悉他的人都知道，李庆军不抽烟不喝酒，一年到头穿着法官制服，对自己抠门，对别人却很慷慨。
在日记本里，马凤实发现了一张汇款单，上面显示2008年5月15日，李庆军向中国红十字会捐款500元。那年汶川地震，在单位集体捐款后，他又悄悄去银行捐了钱。
每年回老家，他都借口给孩子压岁钱接济困难村民。别人来咨询案件，他总是说：“案子上的事儿我不能打招呼，法院会秉公处理，生活上有啥困难，跟我说。”
在微信朋友圈看到李庆军去世的消息，巩义市法院法官王雪玲悲痛万分。
“基层法院经常去省高院汇报案件，李庭长再忙都会把手头工作先放下，为我们分析解答。到了饭点儿，想请他出去吃碗烩面，他总是推辞。仅有的两回，还是他抢着埋单。他说：‘你们大老远跑来，应该我请。’”
面对工作中的困难，他不推不躲；在荣誉和利益面前，他却往后缩。单位要给他记功授奖时，他总是婉拒：“把机会留给年轻人吧，激励他们更好地工作。”
10月11日，省高院党组决定为李庆军追记个人一等功。而这一次，他再也无法谦让。
阳台上，一把旧躺椅静静地放着，坐垫破了个大口子，露出海绵。这是李庆军生前在家里最喜欢待的地方。
“父亲经常躺在那把椅子上，戴着老花镜，看书或研究案卷，有时候还喊我一起讨论法律问题。”受父亲影响，儿子李然也选择了法律专业。
每当这时，马凤实一边做着家务，一边看着爷俩认真的样子，觉得这是最幸福的时刻。
家里到处都是他的影子。走进卧室，妻子恍惚看见他依在床头做透析；来到阳台，仿佛又看到他在那儿苦思冥想……
妹妹在微信上诉说着对哥哥的思念：“夜深了，泪水湿透了我的枕头。我一次次努力地想要记起哥哥的音容，你用单薄的身躯担起山一样的责任，为亲人们撑起一片天，可是当你最需要我们的时候，我们却无能为力。如果有来生，让我来为你遮风挡雨……”
他离世的消息至今瞒着近八十岁的双亲。在大山深处的故乡，为迎接他假期归来，老母亲买的柿子放坏了也没舍得扔，还有他爱吃的小麻花。两位老人每天都在念叨着盼望着：“儿子咋不接电话哩？儿子说要接俺们去城里住，他出差啥时候才能回来？”
在省高院立案二庭的办公室里，同事们每次经过时都忍不住望一眼那张桌子，桌上厚厚的案卷仿佛在等待着那个熟悉的身影再次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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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来，他一天审查案件最多达几十件，每周接待至少10个案件的当事人。
四年来，他从不在单位餐厅吃饭，每天中午奔波8公里回家，下午准时上班，风雨无阻。
多年来，他大把吃药，日渐消瘦，但办案量在全庭名列前茅，没有一个当事人反映他办案不公。
直到2018年9月28日上午8时9分，年仅54岁的他因患尿毒症医治无效，永远离开了他眷恋的亲人、同事和朋友，离开了他挚爱的法律事业。
他是李庆军，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法官、立案二庭副庭长。
保守了四年的秘密终于被揭开。噩耗传来，所有人都不敢相信。
“怎么可能，前一段时间还见他开庭。”
“原来这么重的病，从来没听他说过呀。”
朝夕相处的同事、远在大山里的乡亲、昔日的同窗，还有对他念念不忘的案件当事人……痛惜声不绝于耳，在涟涟泪水中，人们发现，这位默默无闻的普通法官，原来早已在大家心中刻下深深的印记。
四年坚持，他对别人只有微笑
2018年9月1日，周六，晚6时30分，省高级人民法院签到机上留下他的影像，这与他平时离开的时间差不多。然而，这成了李庆军最后一次下班。
9月2日一大早，审判团队成员任方方收到李庆军的短信：“我要休息一段时间。禹州电缆案，6号以后联系当事人让双方再谈一次，调不成还按原定方案办。卷在柜子上。”任方方没想到，这条短信竟成为李庆军给她的最后留言。
当天是李庆军做换肾手术的日子。上午躺在病床上，他一边做术前检查和透析，一边接连给同事打了13个电话，事无巨细地安排交接工作。
医生看得直摇头：“你这哪像个要做大手术的人？”
下了手术台他也不闲着，从重症监护室转到特护病房不久，他就通过电话为那些向他求助的人提供法律咨询。
然而，谁也没有料到，手术后的第26天，因病情恶化，李庆军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
丈夫去世后，妻子马凤实从他的办公室找到了19本日记。日记中除了少量的生活片段，大部分都是每天的工作，一页又一页，记了整整11年：
2013年10月18日：“周五，案件流水般一件件、一批批报来，这一周共批近60件案件，好像是最忙的审查周。”
2014年10月17日：“周五，下午批出15件案件，把桌上堆积的案件批完，加班到7：30。”
2016年5月14日：“周六，中雨，下午到单位，批了30多件案，6时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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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不知道，其实，早在2014年，李庆军就被确诊为尿毒症。他没有把病情告诉领导和同事，为了不耽误工作，连输液他都要求放在晚上。医生多次交代他要好好休息，他都照常到单位上班。
李庆军并非不珍惜自己的身体，他曾在一篇日记中写道：“活着要有活着的质量，我不想让亲人为我的身体担忧，给他人带来精神压力，我尽可能弱化自己的病情，装得若无其事，这有点自欺欺人。我仍然想像常人一样享受美好的生活。”
李庆军的腹部常年插着一根硅胶“腹透管”，那是尿毒症患者做腹膜透析用的。
他被确诊为尿毒症后，医生给出两种治疗方式：血液透析与腹膜透析。血液透析每周要到医院3至4次，每次大约4个小时。“太影响上班了，不行不行！”李庆军选择了腹膜透析。
腹膜透析可以自己在家做，但是对环境、饮食、时间都有严格要求。一天做四到五次，每次要先洗手，戴口罩，房间里每天两次紫外线消毒。一袋透析液重2公斤，通过“腹透管”将透析液灌入和排出腹腔，来清除机体代谢物和多余的水分。
在他的卧室，成箱的透析液几乎堆满一面墙，床边有两个特殊的“床头柜”，一个小冰箱保存针剂；一个台式培养箱用来加热透析液，旁边架着紫外线消毒灯。
无论前一天多晚休息，每天早上他都6点起床，开庭的日子起得更早。腹痛腹胀、乏力怕冷、恶心甚至呕吐，透析反应让他常常吃不下饭就赶去上班。
整理遗物时，拉开他办公室的抽屉，马凤实的眼泪夺眶而出。
一抽屉药品，一抽屉饼干。饼干是他带到单位没来得及吃的早餐……
K180次列车上每月总会出现一位特别的乘客，他提着装有透析液和透析装置的箱子，步履匆匆。在车上治疗时，面对好奇的询问，他淡淡一笑：“没啥，做个小透析。”
开始透析后，李庆军要定期去北京做检查。为节约时间，他专挑夜里10点多的火车，第二天上午去医院，下午就急忙往回赶。下了火车，直奔省高院，把当天落下的工作补上，才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家。
妻子劝他歇歇，他总说：“现在法院案件多，大家手里都有一堆活儿，我少干了，别人就得帮我干。”他也不愿把生病的事告诉亲朋好友，怕大家为他担忧。马凤实只好一边心疼得掉泪，一边帮他保守秘密。
同事们只知道他身体不好，每次问他，他都笑笑说：“老毛病了，没事。”甚至连兄弟姐妹和对门儿邻居也不清楚他的病情。无论多难受，他给周围的人永远都是温和的笑脸，从未叫过一声苦。
他的隐忍和坚强只有日记本知道。
立案二庭庭长卜发忠至今还在自责：“庆军请假时说要做个小手术，半个月后就来上班。后来，因为要办续假手续，从他家属那里看到诊断证明书，我才知道他平时是忍着多么大的病痛在工作。”
说起这些，省高院退休法官张古淮老泪纵横，陷入深深的痛苦，“不知道他这么拼命啊，我这当‘师傅’的什么也没帮上他。”
在他生命的最后8个月，李庆军审判团队共结案360件，占全庭总结案量的三分之一，仅他个人就结案121件，是全庭办案最多的法官。
身为法官，他最看重的是公正
作为李庆军一入职就搭档的同事，张古淮深深理解他的选择。“当了20多年法官，他对这份职业的热爱早已融入血液、融入灵魂，工作就是他的精神寄托，只有办好每一个案件，他才觉得人生没有虚度。”
共同生活了28年，妻子马凤实更了解丈夫，“他太热爱法官这个职业了，他常说，‘我一个农家子弟，能从山里出来上大学，当上省高院的法官，多光荣多幸运啊！’”
1986年，李庆军从河南大学政治系毕业，被分配到郑州牧业工程高等专科学校工作。1989年他考入西南政法大学，攻读民事诉讼法专业硕士学位。1993年，他考入河南省高院，从书记员干起，历任民事审判庭助理审判员、审判监督庭副调研员、审判员、赔偿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立案二庭副庭长，并于1997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不管是棘手案件还是紧急任务，他召之即来，任劳任怨，从无二话，是大家最喜欢的办案搭档。
“老李常说，法院是说理的地儿，大家做这份工作，一定要对得起良心，对得起双方当事人，不能给党抹黑，不能给法院抹黑！”法官于保林对他的话记忆犹新。
办案难免遇到一些情绪激动的当事人，李庆军总是先端上一杯热水，认真倾听，耐心解释，很多案件被他调解得双方都心服口服。他对法官助理王卫霞说：“一些老百姓不懂法，理解有偏差很正常，但我们要善于引导他们用法律思维看问题，避免扩大矛盾。”
2010年的一天，李庆军到永城面见一位情绪激动的当事人雷某。为了打开对方的心结，李庆军与他长谈到深夜十二点，最后，曾扬言要拉着植物人儿子上访的雷某主动撤回案件申请。而李庆军返回郑州时已是第二天凌晨三点多。
认识他的人都说，老李脾气特别温和，就没见他高声说过话。其实，好脾气李庆军也有固执的一面。遇到棘手的案件，他总是对团队成员说：“底线绝不能突破，对法律要有敬畏之心。大家只管依法办案，谁有意见让他们来找我！”
2004年，家住南阳市宛城区的周光华因土地和房屋使用权与一家企业打官司，每到执行阶段，对方都提出新的异议阻挠案件执行。案件到了李庆军案头，周光华担心之前她胜诉的结果会被推翻：“对方有钱有关系，我连个律师都没有。”李庆军在听证会上的话让她吃了定心丸：“不管什么案子，都得按法按理来办！”
不久，周光华收到了维持原判、自己胜诉的裁定书，案件得到顺利执行。
许多年过去了，她对此念念不忘，逢人便说：“我遇到了一位好法官！”
听到李庆军去世的消息，老人痛哭失声，一定要来郑州看看。
10月13日，年逾古稀的周光华带着一篮土鸡蛋，在女儿的搀扶下走进李庆军家。
桌上的遗像一下子映入她的眼帘！是他，就是他！还是那憨厚朴实的模样，可是，却再也听不到他热情地招呼让座。
老人用颤抖的双手抚摸着遗像，泪眼婆娑：“孩子啊，我再也见不到你了，这鸡蛋大娘多想让你尝尝啊！”
从山里娃成长为一名人民法官，李庆军对老百姓有着深厚的感情。他常说：“越是扛着麻袋、大包小包来开庭的当事人，越要对他们倾注更多的心血和注意力，一个标的额再小的案件，对普通家庭来说都是天大的事，案件结果将直接影响他们对司法公正的信心。”
李庆军所在的立案二庭主要从事再审审查工作及建设工程、房地产开发等合同纠纷案件一审、二审裁判，这类案件在民事审判中最为复杂、繁琐。
他业务精湛，早在2001年就获得了“全国法院优秀民商事裁判文书”三等奖，被最高人民法院评价为“针对性强，逻辑严谨，言之有据，判决结果具有说服力。体现了法官居中裁判的身份和地位，避免了法官凭主观之嫌，符合司法公正的要求。”
在2017年的法官入额考试中，李庆军的民事专业考试成绩在全院排第四名。审监庭副庭长林秀敏回忆说：“庆军提审的案件都非常到位、专业，抓问题非常准，与我们的改判意见也基本一致。”
对法律的信仰和对法官职业的热爱让李庆军有着强烈的职业尊荣感，一路走来的不易也让他倍加珍惜身上的法袍。
2017年11月8日的日记里，他这样写道：“把关要把严，不同审级有不同审级的职责、任务，办好案，是对自己最好的保护，对法律负责，对当事人负责，也是对自己负责。”
在省高院开展的“亲情寄语”活动中，妻子给李庆军写了八个字：“廉洁办案，平安一生。”对此，他在日记中专门写下感言：“平安一生，是家人最高的希望，也是最低的要求。做到了廉洁办案，才能平安一生，要想得到一生平安，也就不能有私心，生贪念，以案件做交易，拿公正换利益。夫人的期望很朴实，很简单，没有说教，没有作秀，也没有大道理。其实个人、家庭能过上安宁、踏实的生活，何尝不是一种幸福。”
淡泊名利，他用真诚对待每个人
济源市邵原镇北李凹村是李庆军的家乡。这是一个太行与王屋之间的小山村，愚公移山的故事就诞生在这里。1964年4月，李庆军出生在这大山深处的贫苦农家，兄妹四人，他是老大。父亲早年因车祸落下残疾，几乎是母亲一人扛起了家庭重担。
生活的艰辛磨炼了他坚韧不拔的意志，巍巍太行养育了他淳朴宽厚的胸怀。学习上他异常刻苦，一放假就上山采草药补贴家用，风雨无阻。在乡亲们的印象中，少年时的李庆军总是憨憨地笑着，默默地做好自己该做的事。
卢有枝是李庆军的大学同班同学，也是老乡。“当年物价低，食堂一份鱼2毛钱，大学四年他从没舍得吃过。”卢有枝见他整天馒头加咸菜，就把节省下来的饭票给他，他坚决不要：“家里日子都不好过，我能撑过去。”
2016年秋天，李庆军去北京看病。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雨将他困在路边，拦不到出租车，也没有伞，痛风发作，湿冷的裤子贴在腿上，每挪一步都钻心地疼。
独立异乡街头，病痛折磨让这个素来坚强的汉子快要支撑不住。他颤抖着手拨通了卢有枝的电话：“老同学，我一个大男人疼得想坐在地上哭……”
回忆这一幕，卢有枝泣不成声：“那是唯一一次听他诉苦，我埋怨他不向北京的同学求助。他却说：‘麻烦别人干啥呢，我这一辈子最不喜欢做的就是给别人添麻烦。给你打个电话，转移下注意力，就不恁疼了。’”
在单位，同事们给李庆军总结为“三不伸手”：不向领导伸手，不向当事人伸手，不向同事朋友伸手。
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不愿意给别人添麻烦的李庆军，却从不怕别人给他“找麻烦”。
从重症监护室出来的第三天，他还处在高危监护期，小妹凤莲隔着玻璃看到他躺在病床上接电话，急得直跺脚。
“哥，医生不让接电话，你有多大的事打那么长时间的电话？”
“没事儿，是咱村的战胜，凡是打电话的都是遇到了困难，我不就懂点法吗，能帮就帮一把。”
他是家乡的骄傲。每年春节回去，乡亲们都围着他咨询个不停。团圆饭热了又凉，他还在跟乡亲们说话。
妹妹埋怨，他抱歉地笑笑：“乡亲们问我事儿是信任咱，合法的靠法律维权，不合法的就给人家讲明白，别把有理的事情用过激的手段变成没理。”
熟悉他的人都知道，李庆军不抽烟不喝酒，一年到头穿着法官制服，对自己抠门，对别人却很慷慨。
在日记本里，马凤实发现了一张汇款单，上面显示2008年5月15日，李庆军向中国红十字会捐款500元。那年汶川地震，在单位集体捐款后，他又悄悄去银行捐了钱。
每年回老家，他都借口给孩子压岁钱接济困难村民。别人来咨询案件，他总是说：“案子上的事儿我不能打招呼，法院会秉公处理，生活上有啥困难，跟我说。”
在微信朋友圈看到李庆军去世的消息，巩义市法院法官王雪玲悲痛万分。
“基层法院经常去省高院汇报案件，李庭长再忙都会把手头工作先放下，为我们分析解答。到了饭点儿，想请他出去吃碗烩面，他总是推辞。仅有的两回，还是他抢着埋单。他说：‘你们大老远跑来，应该我请。’”
面对工作中的困难，他不推不躲；在荣誉和利益面前，他却往后缩。单位要给他记功授奖时，他总是婉拒：“把机会留给年轻人吧，激励他们更好地工作。”
10月11日，省高院党组决定为李庆军追记个人一等功。而这一次，他再也无法谦让。
阳台上，一把旧躺椅静静地放着，坐垫破了个大口子，露出海绵。这是李庆军生前在家里最喜欢待的地方。
“父亲经常躺在那把椅子上，戴着老花镜，看书或研究案卷，有时候还喊我一起讨论法律问题。”受父亲影响，儿子李然也选择了法律专业。
每当这时，马凤实一边做着家务，一边看着爷俩认真的样子，觉得这是最幸福的时刻。
家里到处都是他的影子。走进卧室，妻子恍惚看见他依在床头做透析；来到阳台，仿佛又看到他在那儿苦思冥想……
妹妹在微信上诉说着对哥哥的思念：“夜深了，泪水湿透了我的枕头。我一次次努力地想要记起哥哥的音容，你用单薄的身躯担起山一样的责任，为亲人们撑起一片天，可是当你最需要我们的时候，我们却无能为力。如果有来生，让我来为你遮风挡雨……”
他离世的消息至今瞒着近八十岁的双亲。在大山深处的故乡，为迎接他假期归来，老母亲买的柿子放坏了也没舍得扔，还有他爱吃的小麻花。两位老人每天都在念叨着盼望着：“儿子咋不接电话哩？儿子说要接俺们去城里住，他出差啥时候才能回来？”
在省高院立案二庭的办公室里，同事们每次经过时都忍不住望一眼那张桌子，桌上厚厚的案卷仿佛在等待着那个熟悉的身影再次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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