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以正义战胜邪恶的事件，首例以少胜多的战例——武王伐纣，与焦作这块黄土地具有密不可分的联系。许多脍炙人口的故事流传至今，并且留下了许多与此相关的地名。
武王伐纣势在必行
殷纣王——帝辛，是殷商的末代皇帝，由于明代许仲琳的《封神演义》的流传，和上世纪末电视连续剧《封神演义》的热播，关于他残害忠良、宠信妲己、为非作歹的恶行早已家喻户晓。
其实，帝辛原是一个人才，据《史记·殷纪》记载，他“资辨捷疾，闻见甚敏，材力过人，手格猛兽”，而且他知识渊博，能言善辩，“知足以距（拒）谏，言足以饰非，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声，以为皆出己之下”。然而，就是这样一位文武兼备、才思敏捷的君主，由于“好酒淫乐，嬖于妇人”，竟然昏了头，以致以“妲己之言是从，”“于是使师涓作新声、北里之舞、靡靡之乐”，荒淫无度，进而横征暴敛，“厚赋税以实鹿台之钱，而盈钜桥之粟，益收狗马、奇物充仞宫室，益广沙丘苑台，多取野兽蜚（飞）鸟置其中；慢于鬼神，大最乐戏于沙丘，以酒为池，悬肉为林，使男女裸相逐其间，作长夜之欢……”
同时，他大修离宫别馆，横征暴敛，又滥施酷刑和屠杀，先后囚禁姬昌、箕子，逼走微子，王叔比干劝告他，他竟派人剖了他的心。纣的倒行逆施，激起了举国上下的激烈反抗。各路诸侯纷纷叛离，周边各部落也乘机内侵，纣又穷兵黩武东征西讨。周武王姬发兴兵伐纣，联合各路诸侯和南方的庸、蜀、羌、髳、微等部落军队，共同演绎了一场以正义讨伐邪恶、威武雄壮的活剧，为中国历史书写了浓重的一笔。
八百诸侯会盟津
据说，周人是帝喾的后裔。虞夏之际，其先祖弃定居于邰（陕西武功县附近）。周弃在这里组织民众种植“百谷百蔬”，进一步发展农业生产，被人们称为“后稷”。其后的数百年里，周先后迁徙到豳（今陕西栒邑西）、雍、杜之间的岐山之阳——周原，日益强大，到周文王时已经成为西方强大的方国。
周文王在位的50年里，周一方面大力发展生产，一方面东征西讨、南征北战拓展疆土，曾经沿黄河出兵河南、河内，伐邘（今沁阳西北），克黎，伐蜀，征巢……中原和南方大多数小国和少数民族部落都归附于周。后人所谓的“三分天下有其二”并非虚词。至此，周基本上完成了“翦商”的准备工作。
周武王即位后励精图治，在姜尚的辅佐下继续积极筹备灭商的准备工作。武王九年（约公元前1048年），周武王观兵于盟津（又称富平津，今孟州市西南冶戍村南）。这次东征观兵，是考察天下诸侯归附和人心向背情况、检验周武王盟主地位的重大行动，也是灭商兴周前的一次联合军事大演习。
大军出发之前，作为全军统帅的姜尚左手持黄钺，右手秉白旄号令三军：“总尔众庶，与尔舟楫，后至者斩。”这次东征观兵，周武王姬发特意将周文王的“木主”（牌位）供奉在车中，自称“太子发”，宣称是按照周文王的命令出征“吊民伐罪”。据《史记·周纪》记载，在行军途中，还发生了两件趣事：一是“渡河中流，白鱼跃入王舟中”，周武王“俯取以祭”；二是渡河之后，“有火自上复于下至于王屋（周武王居住的地方），流为乌，其色赤，其声魄云”。今日看来，这两件事的真与假倒并不重要，其本质无非是表明武王伐纣的正义性，是应天意而顺民心的举动罢了。我们知道，司马迁生活的年代正是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图谶学说盛行的时期，“天人感应”的观念对司马迁不可能没有影响。
周军浩浩荡荡来到盟津，“不约而至”自动参加会盟的诸侯和部落首领竟有800多人。周武王命令在今冶戍村西北的钩陈垒（今孟州市北陈村）修筑誓师坛，大会诸侯（见《怀庆府志·沿革·孟县》）。周武王举行了隆重的誓师仪式，发表了鼓动天下诸侯起兵伐商的誓诰——《泰誓》，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孟津之誓”。当时，多数诸侯都认为伐商的时机已经到了。武王、姜尚认为决战的条件尚不成熟，于是劝大家暂且班师回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