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作煤矿：镌刻在全民族抗战丰碑上的名字
□薛长明
□薛长明
更新时间：2025/8/29 9:17:18 来源：焦作晚报
经典山阳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人们在回顾艰苦卓绝的抗日斗争时，鲜少关注支撑这场抗战的经济斗争。一场持续14年的战争，若无经济基础作后盾，胜利便无从谈起。因此，经济斗争理应是全民族抗战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焦作煤矿南迁，正是中国抗日战争这部交响乐中最成功、最出彩的一段华章。
反帝罢工影响持久
中英双方主权易位
1925年，焦作煤矿反帝大罢工给帝国主义沉重打击，英商福公司损失尤为惨重。早在1915年，为缓解运输矛盾，福公司与中原煤矿公司组成福中总公司，采取“分采合销”管理模式。1925年大罢工后，因焦作煤矿地下水患严重、工人工作积极性受挫，1927年至1934年，福公司在焦作的煤炭产量几乎为零。
1933年6月1日，经国民政府行政院同意，中福两公司联合办事处成立，中方占51%股份，英方占49%股份，管理模式从“分采合销”过渡到“合产合销”。但负责整理矿务的河南省政府仅专注敛财、忽视生产，引发福公司不满。
1934年7月，英国驻华大使贾德干爵士陪同英商福公司董事长伍德罗夫，在庐山觐见蒋介石，请求国民政府直接管辖中福公司，并派干练人员整理焦作福中公司煤矿。为表诚意，福公司承诺不再干涉矿务整理工作，蒋介石表示同意。此后，新的中福公司改归军事委员会领导，由国防部设计委员会煤业部主管。1934年9月，时任国防设计委员会秘书长、地质调查所所长的翁文灏，被任命为中福公司整理矿务专员。
翁文灏随即委派曾赴美学习采矿专业的孙越崎，担任中福公司煤矿总工程师，在其离开焦作期间代理矿务整理专员之职，该决定获蒋介石认可。1934年11月，孙越崎率8人抵达焦作，启动矿务整理改革：解散中福联合办事处董事部，停止总经理、协理及中原煤矿公司董监人员职权与待遇；派兵驻矿负责安保；解散职工联合会并禁止其活动；明确地方官民不得扰乱矿务或鼓动风潮，违者严惩；暂缓偿还中福联合办事处外债；停付办事处支出的教育补助金及实业部驻矿监察员经费；取消收入特别账内的装车费，所有收支按正规会计手续办理；精简机构、裁汰冗员、降低薪额、剔除浮费；停运土窑煤炭并订立合销合同。
经过一年努力，1935年焦作煤矿实现“四个一百万”目标——产煤100万吨、外运100万吨、销售100万吨、盈利100万元。1936年，焦作煤矿不仅还清中福公司所有内外欠款，还实现安全无事故（无淹井、无瓦斯爆炸），产煤130万吨、盈利170万元。1935年12月，翁文灏调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秘书长，总工程师孙越崎接任整理河南中福矿务专员，继续推进矿务整理工作。
中华民族抗战爆发
中福公司果断南迁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7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向全国人民呼吁：“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中国人民全民族抗战的序幕就此拉开。
“七七事变”后，日军沿平汉路南下，蚕食大片国土，形势危急。煤炭、钢铁作为重要战略物资，国民党政府却以消极态度应对局势变化。焦作煤矿作为年产130万吨的全国知名大型煤矿，曾接到军方“炸毁矿井，以免资敌”的命令，时任中福公司总经理的孙越崎坚决反对。1937年10月，蒋介石核准《厂矿迁移原则及监督迁移办法》，国民政府出资协助448家厂矿向四川、湖南、陕西、广西内迁。因中福公司属合资企业，未获政府资助，孙越崎在中福公司董事长、时任国民政府经济部长翁文灏的支持下，决定实施焦作煤矿南迁。
这一决定引发多方反对：曾向中福公司敲诈未果的国民党修武县党部，状告孙越崎“怯敌资敌，动摇军心”；中福公司中方董事以“河南的东西不能运到南方”为由坚决反对。对此，孙越崎给出三条路径供选择：一是原地炸毁，敌我双方均无法使用，资本尽失；二是原地不动，最终为敌人所用，资本归零；三是南迁设备与人员，为我方所用，保留资本。
英方董事同样极力反对，称“英国与日本是友邦，日本人来了不会损害英国利益”。孙越崎针锋相对：“日本是你们的友邦，却是中国的敌人。”
在孙越崎的坚持下，1938年焦作煤矿正式启动南迁。翁文灏以经济部长名义下发铁路运输令，为南迁提供极大便利。当时，中福公司中方企业集中在李河，此处有4座机器开采的大矿井、1座电厂、1座修理厂，还有全省最大、可容纳2000人的中原大戏院，已形成完整的生产生活体系。时任中原煤矿公司一矿（李河煤矿）矿长的张莘夫担任拆运队队长，孙越崎坐镇郑州火车站，有车皮便立即通知装运。截至1938年3月，李河井下除两台大泵外，其余设备全部拆除装车外运；王封、李封矿区也运出部分发电及煤矿设备。
1938年2月17日，中福公司最后一批南迁设备抢运至黄河北岸时被迫停运——国民党第一战区新八师奉命炸毁郑州黄河大铁桥，以阻止日军乘火车南侵。孙越崎以国防计划委员会专员身份（同少将职级）找到炸桥部队师长蒋在珍，阐明这批矿山设备运至后方后可新建煤矿、生产煤炭，对支援抗战意义重大。最终，炸桥部队同意“缓炸”，待装载中福设备的列车通过大桥后，黄河铁桥随即被炸毁。
截至1938年3月，运达武汉丹水池中福公司煤栈的设备达4000多吨，随行的技术工人与管理人员共1100余人。后经翁文灏牵线，孙越崎与时任交通部次长、民生轮船公司董事长卢作孚达成合作，决定扩建卢作孚旗下的天府煤矿，卢作孚也为中福公司设备优先通过长江航线运输开了绿灯。
转战湖南救急救难
天府建矿支持抗战
1938年2月，为解决武汉煤荒，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联合中福煤矿公司，在湖南谭家山合办湘潭煤矿公司——资源委员会以现金出资占51%，中福公司以1600吨机器材料作价出资占49%。设备运抵谭家山后，团队采取“边设计、边施工”的应急措施，迅速建成谭家山煤矿，由焦作煤矿一矿矿长汤子珍担任矿长，1938年6月实现出煤。尽管该矿日产煤炭仅400吨，但在华北沦陷后，有效保障了武汉、长沙抗战所需燃煤供应。
1938年10月，武汉失守，长沙会战陷入胶着。孙越崎立即命令汤子珍带领谭家山煤矿的人员与设备，通过汽车运输绕道湖南、贵州、广西，从南部进入四川，建成嘉阳煤矿。
在扩建天府煤矿的过程中，孙越崎在天府煤矿协理黄云龙陪同下实地考察。此次改造扩建难度远超新建，孙越崎在回忆录中写道：“这里采掘、运输、排水全靠手工。工人用竹篓背煤，手抓脚蹬，一步一梯；抽水用竹筒，每根竹长约一丈，一根竹筒对应一个水坑、一个抽水工人。矿井通风不良、内部闷热，工人赤身裸体作业，场景令人心酸。”
随后，孙越崎任命中原煤矿公司一矿（李河煤矿）矿长张莘夫担任天府煤矿矿长，推进扩建改造，并组建天府矿业公司——卢作孚任董事长，孙越崎任总经理。双方商定：天府煤矿公司以矿权及铁路入股，中福公司以器材、现款入股，股权各占50%。改造内容包括：将大平洞截弯取直、扩大开高，建成双轨煤车运行大巷；开凿下山运煤斜井。但改造工程推进一年左右，产量未增，产出多为矿石。随着民生轮船公司用煤需求增加，天府煤矿供应能力不足，各方质疑声四起，卢作孚亲自到矿考察，平息了争端。
天府煤矿是中福公司在四川合办的首个煤矿，年产量达50万吨，相当于重庆附近几百个煤窑的总产量，占重庆全年用煤量的50%左右，为抗战后方工业、上海迁川工厂及民用煤炭供应提供了有力支撑。更重要的是，焦作煤矿带来了先进的采煤技术与工艺，使大机器采煤在四川落地生根，推动了民族工业的迭代升级。
中福公司在四川合办的第二个煤矿，是位于岷江流域犍为县的嘉阳煤矿，该矿年产量为12万至15万吨；第三个合办煤矿是威远县黄荆沟的威远煤矿，年产量10万至12万吨；第四个合办煤矿是隆昌的石燕煤矿，后该矿与重庆北碚澄江镇的全济煤矿合并，合并后年产量约10万吨。四矿合办成功后，电工、机修、风钻等技工出现短缺。孙越崎随即派许继彬潜回焦作，秘密组织50多名技工来川。这些技工除完成本职工作外，还承担起培养四川本地工人的任务。
据统计，1945年重庆有工厂1100多家，约占大后方工厂总数的50%；城市人口125万，其中产业工人10万，占大后方工人总数的50%。抗战时期，后方地区1938年煤炭产量为100万吨，1945年增至148.65万吨，新增产量中，焦作煤矿参与合办的煤矿贡献了70多万吨。
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引领下，中国民族工业大迁移进程中，焦作煤矿是全国唯一实现南迁的大型煤矿。煤炭作为刚需战略物资，陪都重庆地区煤炭产量的提升，离不开焦作煤矿先进生产技术的落地推广。这一举措对稳定战时陪都工业（尤其是军事工业）发挥了关键作用，中福公司孙越崎也因此被评为战时“工矿业三巨子之一”——焦作煤矿以实际行动，在全民族抗战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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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帝罢工影响持久
中英双方主权易位
1925年，焦作煤矿反帝大罢工给帝国主义沉重打击，英商福公司损失尤为惨重。早在1915年，为缓解运输矛盾，福公司与中原煤矿公司组成福中总公司，采取“分采合销”管理模式。1925年大罢工后，因焦作煤矿地下水患严重、工人工作积极性受挫，1927年至1934年，福公司在焦作的煤炭产量几乎为零。
1933年6月1日，经国民政府行政院同意，中福两公司联合办事处成立，中方占51%股份，英方占49%股份，管理模式从“分采合销”过渡到“合产合销”。但负责整理矿务的河南省政府仅专注敛财、忽视生产，引发福公司不满。
1934年7月，英国驻华大使贾德干爵士陪同英商福公司董事长伍德罗夫，在庐山觐见蒋介石，请求国民政府直接管辖中福公司，并派干练人员整理焦作福中公司煤矿。为表诚意，福公司承诺不再干涉矿务整理工作，蒋介石表示同意。此后，新的中福公司改归军事委员会领导，由国防部设计委员会煤业部主管。1934年9月，时任国防设计委员会秘书长、地质调查所所长的翁文灏，被任命为中福公司整理矿务专员。
翁文灏随即委派曾赴美学习采矿专业的孙越崎，担任中福公司煤矿总工程师，在其离开焦作期间代理矿务整理专员之职，该决定获蒋介石认可。1934年11月，孙越崎率8人抵达焦作，启动矿务整理改革：解散中福联合办事处董事部，停止总经理、协理及中原煤矿公司董监人员职权与待遇；派兵驻矿负责安保；解散职工联合会并禁止其活动；明确地方官民不得扰乱矿务或鼓动风潮，违者严惩；暂缓偿还中福联合办事处外债；停付办事处支出的教育补助金及实业部驻矿监察员经费；取消收入特别账内的装车费，所有收支按正规会计手续办理；精简机构、裁汰冗员、降低薪额、剔除浮费；停运土窑煤炭并订立合销合同。
经过一年努力，1935年焦作煤矿实现“四个一百万”目标——产煤100万吨、外运100万吨、销售100万吨、盈利100万元。1936年，焦作煤矿不仅还清中福公司所有内外欠款，还实现安全无事故（无淹井、无瓦斯爆炸），产煤130万吨、盈利170万元。1935年12月，翁文灏调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秘书长，总工程师孙越崎接任整理河南中福矿务专员，继续推进矿务整理工作。
中华民族抗战爆发
中福公司果断南迁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7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向全国人民呼吁：“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中国人民全民族抗战的序幕就此拉开。
“七七事变”后，日军沿平汉路南下，蚕食大片国土，形势危急。煤炭、钢铁作为重要战略物资，国民党政府却以消极态度应对局势变化。焦作煤矿作为年产130万吨的全国知名大型煤矿，曾接到军方“炸毁矿井，以免资敌”的命令，时任中福公司总经理的孙越崎坚决反对。1937年10月，蒋介石核准《厂矿迁移原则及监督迁移办法》，国民政府出资协助448家厂矿向四川、湖南、陕西、广西内迁。因中福公司属合资企业，未获政府资助，孙越崎在中福公司董事长、时任国民政府经济部长翁文灏的支持下，决定实施焦作煤矿南迁。
这一决定引发多方反对：曾向中福公司敲诈未果的国民党修武县党部，状告孙越崎“怯敌资敌，动摇军心”；中福公司中方董事以“河南的东西不能运到南方”为由坚决反对。对此，孙越崎给出三条路径供选择：一是原地炸毁，敌我双方均无法使用，资本尽失；二是原地不动，最终为敌人所用，资本归零；三是南迁设备与人员，为我方所用，保留资本。
英方董事同样极力反对，称“英国与日本是友邦，日本人来了不会损害英国利益”。孙越崎针锋相对：“日本是你们的友邦，却是中国的敌人。”
在孙越崎的坚持下，1938年焦作煤矿正式启动南迁。翁文灏以经济部长名义下发铁路运输令，为南迁提供极大便利。当时，中福公司中方企业集中在李河，此处有4座机器开采的大矿井、1座电厂、1座修理厂，还有全省最大、可容纳2000人的中原大戏院，已形成完整的生产生活体系。时任中原煤矿公司一矿（李河煤矿）矿长的张莘夫担任拆运队队长，孙越崎坐镇郑州火车站，有车皮便立即通知装运。截至1938年3月，李河井下除两台大泵外，其余设备全部拆除装车外运；王封、李封矿区也运出部分发电及煤矿设备。
1938年2月17日，中福公司最后一批南迁设备抢运至黄河北岸时被迫停运——国民党第一战区新八师奉命炸毁郑州黄河大铁桥，以阻止日军乘火车南侵。孙越崎以国防计划委员会专员身份（同少将职级）找到炸桥部队师长蒋在珍，阐明这批矿山设备运至后方后可新建煤矿、生产煤炭，对支援抗战意义重大。最终，炸桥部队同意“缓炸”，待装载中福设备的列车通过大桥后，黄河铁桥随即被炸毁。
截至1938年3月，运达武汉丹水池中福公司煤栈的设备达4000多吨，随行的技术工人与管理人员共1100余人。后经翁文灏牵线，孙越崎与时任交通部次长、民生轮船公司董事长卢作孚达成合作，决定扩建卢作孚旗下的天府煤矿，卢作孚也为中福公司设备优先通过长江航线运输开了绿灯。
转战湖南救急救难
天府建矿支持抗战
1938年2月，为解决武汉煤荒，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联合中福煤矿公司，在湖南谭家山合办湘潭煤矿公司——资源委员会以现金出资占51%，中福公司以1600吨机器材料作价出资占49%。设备运抵谭家山后，团队采取“边设计、边施工”的应急措施，迅速建成谭家山煤矿，由焦作煤矿一矿矿长汤子珍担任矿长，1938年6月实现出煤。尽管该矿日产煤炭仅400吨，但在华北沦陷后，有效保障了武汉、长沙抗战所需燃煤供应。
1938年10月，武汉失守，长沙会战陷入胶着。孙越崎立即命令汤子珍带领谭家山煤矿的人员与设备，通过汽车运输绕道湖南、贵州、广西，从南部进入四川，建成嘉阳煤矿。
在扩建天府煤矿的过程中，孙越崎在天府煤矿协理黄云龙陪同下实地考察。此次改造扩建难度远超新建，孙越崎在回忆录中写道：“这里采掘、运输、排水全靠手工。工人用竹篓背煤，手抓脚蹬，一步一梯；抽水用竹筒，每根竹长约一丈，一根竹筒对应一个水坑、一个抽水工人。矿井通风不良、内部闷热，工人赤身裸体作业，场景令人心酸。”
随后，孙越崎任命中原煤矿公司一矿（李河煤矿）矿长张莘夫担任天府煤矿矿长，推进扩建改造，并组建天府矿业公司——卢作孚任董事长，孙越崎任总经理。双方商定：天府煤矿公司以矿权及铁路入股，中福公司以器材、现款入股，股权各占50%。改造内容包括：将大平洞截弯取直、扩大开高，建成双轨煤车运行大巷；开凿下山运煤斜井。但改造工程推进一年左右，产量未增，产出多为矿石。随着民生轮船公司用煤需求增加，天府煤矿供应能力不足，各方质疑声四起，卢作孚亲自到矿考察，平息了争端。
天府煤矿是中福公司在四川合办的首个煤矿，年产量达50万吨，相当于重庆附近几百个煤窑的总产量，占重庆全年用煤量的50%左右，为抗战后方工业、上海迁川工厂及民用煤炭供应提供了有力支撑。更重要的是，焦作煤矿带来了先进的采煤技术与工艺，使大机器采煤在四川落地生根，推动了民族工业的迭代升级。
中福公司在四川合办的第二个煤矿，是位于岷江流域犍为县的嘉阳煤矿，该矿年产量为12万至15万吨；第三个合办煤矿是威远县黄荆沟的威远煤矿，年产量10万至12万吨；第四个合办煤矿是隆昌的石燕煤矿，后该矿与重庆北碚澄江镇的全济煤矿合并，合并后年产量约10万吨。四矿合办成功后，电工、机修、风钻等技工出现短缺。孙越崎随即派许继彬潜回焦作，秘密组织50多名技工来川。这些技工除完成本职工作外，还承担起培养四川本地工人的任务。
据统计，1945年重庆有工厂1100多家，约占大后方工厂总数的50%；城市人口125万，其中产业工人10万，占大后方工人总数的50%。抗战时期，后方地区1938年煤炭产量为100万吨，1945年增至148.65万吨，新增产量中，焦作煤矿参与合办的煤矿贡献了70多万吨。
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引领下，中国民族工业大迁移进程中，焦作煤矿是全国唯一实现南迁的大型煤矿。煤炭作为刚需战略物资，陪都重庆地区煤炭产量的提升，离不开焦作煤矿先进生产技术的落地推广。这一举措对稳定战时陪都工业（尤其是军事工业）发挥了关键作用，中福公司孙越崎也因此被评为战时“工矿业三巨子之一”——焦作煤矿以实际行动，在全民族抗战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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