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沁生
经典山阳
险工是河道堤防的重要堤段,主要是为防止水流冲刷而造成堤防溃坝,在堤防临河处依堤而建的坝、垛、护岸等工程。武陟地处悬河头、百川口,是千里沁河注入滔滔黄河的交汇处,这里不仅有万里黄河第一观——嘉应观,也有新中国成立后的“引黄第一渠”——胜利渠。但鲜有人知的是在距沁河入黄口不远处有一沁河险工——大樊堵口,这是武陟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战胜自然灾害、保障河道安全、造福人民幸福的又一经典之作。
7月中旬,我与几位好友在武陟第一黄河河务局办公室主任高峰的陪同下实地参观了大樊文化广场、老龙湾文化园、黄河文化纪念馆,无不为厚重的治河历史和丰富的黄河文化所折服。
治河堵口 功在千秋
沁河,黄河一级支流,起源于山西省沁源县霍山二郎神沟,全长485公里,进入河南后,经济源、过焦作,在武陟白马泉(左岸)注入万里黄河。大樊险工位于武陟西10公里处的沁河左岸大樊村堤段,是历史上沁河决口最多的险工。堵复大樊口是新中国成立后武陟人民首次治河堵口,意义重大,彪炳青史。
1818年至1947年,历史上的大樊口先后决口9次。其间,1939年,国民党军在与日军作战中挖开大樊口,后虽经复堵,但依然受损严重。1947年夏,沁河洪水暴涨,将大樊口河堤冲毁,洪水漫武陟、修武、获嘉、辉县等地,泛区面积400余平方公里,受灾村庄120个,灾民20余万人。
大樊河堤冲毁后,当时共产党领导下的武陟县民主政府及时组织周边村民进行堵口抢修,但是到了8月中旬,国民党军再度占领武陟木栾店后,新任国民党武陟县长贾玉印竟然勾结国民党四十一师,“以水伐兵”,妄想阻止解放军进攻,并强行驱散、抓捕正在修堤堵口的民工,疯狂掘毁即将竣工的堤坝,使大樊口扩大,洪水再次过村淹田,造成极大损失,仅大樊一村就毁地1400多亩。
1948年10月26日,武陟全境解放,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治黄组织将大樊堵口列入头等大事,并于1949年1月成立大樊堵口工程处。2月20日,工程处雷厉风行,组织2000多名民工开始修堵大樊决口,仅一个月时间就合龙堵口,但由于多种因素,堵口失败。面对这种严峻的形势,从中央到地方都高度重视,并在经济极度困难的情况下,调拨资金,委派技术人员,进行攻坚作战。同时,根据大樊口的水文河道特征,工程处认真吸取第一次堵口失败的教训,审时度势,因地制宜,重新研究制订施工方案,组织力量,再次动员开工。4月中旬,开始加高护岸工程,开挖引河;4月下旬,正坝、边坝先后合龙;5月3日,大樊堵口工程终于竣工,共用石料3573立方米、柳秸料237.4万公斤,开挖引渠3.5公里,整个工程用时一个月,最终取得胜利。时间之短、效率之高,令人惊叹。
大樊堵口竣工后,工程处改组为冀鲁豫黄委会第五修防处,移驻小董乡原抗日民主县政府院内。
1949年9月30日,大雨倾盆,人们忧心忡忡。能否经受住大雨洪水考验,完成抗洪抢险任务,向新中国交上一份厚礼,成为人们最牵挂的事。功夫不负有心人。古老的大樊口终于不负众望,迎来了新的生命。10月24日,修防处在小董乡搭台演出,热烈庆祝黄、沁河平安度汛。
雁过留声 一代功勋
如今的大樊口已建起了融文化与休闲于一体的文化广场,通过展板、文化石以及历史照片、人物传记、事件介绍等多种形式,向参观人员展示了既有丰富文化内涵,又能体现治河精神的大樊口。通过实地参观以及高峰的详细介绍,我们进一步了解了沁河的险工及大樊口的历史,特别是曾经为大樊口治理立下汗马功劳的英雄人物及其主要事迹。
王化云(1908年至1992年),河北馆陶人,1935年毕业于国立北京大学法律系,1946年5月起,在中国共产党解放区任冀鲁豫区黄河水利委员会主任,1949年6月任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主任等职。他对大樊堵口高度重视,关心备至。经历堵口第一次失败教训后,他心系沁河,高瞻远瞩,运筹帷幄,亲自挑选技术人员赶赴施工现场,在二次堵口完工后仍然牵挂这一险工、险段。后来,他在《我的治河实践中》一书中写道:“这是解放后第一次堵口,今后黄、沁河会不会发生决口?我们希望没有,永远没有……”
徐福龄(1913年至2015年),浙江湖州人,1935年毕业于河南省水利专科学校。他长期从事治理黄河工作,被誉为“黄河活字典”。1949年春,受冀鲁豫黄委会主任王化云的委托,他到大樊口负责堵口的技术事宜,与其他几位同志深入一线,调查研究,提出了“疏导引河,双坝进堵”的技术建议,保证了施工质量,为实现二次堵口成功打下了坚实基础。
韩培诚(1911年至1985年),山东省长清县人,1938年参加革命,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黄河修防处主任、黄委会计划处处长、勘测设计院院长、黄委会副主任等职。1949年年初,他主持沁河大樊堵口工程。其间,他吃苦耐劳,团结带领广大施工人员艰苦奋斗、埋头实干,啃下了大樊堵口这块“硬骨头”。1950年,他转战修建新乡地区引黄济卫灌溉工程。
人过留名,雁过留声。在大樊堵口胜利完工的幕后,除了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外,还有许多任劳任怨、默默无闻的人民群众。当时参加施工作业的民工达2000人,他们住的是窝棚地铺,吃的是粗粮咸菜,是真正勒着裤腰带在拼命干活,但没人叫苦、叫累、叫屈,而是振奋精神、鼓足干劲、为大樊堵口作出了突出贡献!
巩固成果 利在当代
日月更替、岁月轮回,几十年的实践证明,大樊险工为沁河安澜、造福人民发挥了历史性的巨大作用,也为沁河其他险工、险段提供了宝贵的治理经验。
老龙湾险工与大樊险工相邻,也是沁河左岸水灾多发险段,因沁河在此形成一个大弯,形似老龙,故称老龙湾,又称“龙回头”。每当黄河水位上涨达到极限时,会造成黄河水位向沁河回流倒灌险情,所以,在大樊堵口圆满完工后,凭借宝贵经验,于1950年至1952年对老龙湾险工进行两次治理,1987年又建“两垛一护岸”,才保证安全。截至目前,该险工共有19座工程,其中坝1道、垛11座、护岸7段。
武陟被誉为黄河文化之乡,在杨庄改道纪念亭旧址上建成的黄河文化展览馆里,讲解员不仅为我们介绍了武陟治河悠久的历史,还带领我们走上二楼参观了修复大樊堵口时曾用过的老式马灯、手摇式磁石电话机、通信载波机、油锤等实物以及由王化云签名的任命书,同时还观看了纪录片《万里黄河在焦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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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工是河道堤防的重要堤段,主要是为防止水流冲刷而造成堤防溃坝,在堤防临河处依堤而建的坝、垛、护岸等工程。武陟地处悬河头、百川口,是千里沁河注入滔滔黄河的交汇处,这里不仅有万里黄河第一观——嘉应观,也有新中国成立后的“引黄第一渠”——胜利渠。但鲜有人知的是在距沁河入黄口不远处有一沁河险工——大樊堵口,这是武陟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战胜自然灾害、保障河道安全、造福人民幸福的又一经典之作。
7月中旬,我与几位好友在武陟第一黄河河务局办公室主任高峰的陪同下实地参观了大樊文化广场、老龙湾文化园、黄河文化纪念馆,无不为厚重的治河历史和丰富的黄河文化所折服。
治河堵口 功在千秋
沁河,黄河一级支流,起源于山西省沁源县霍山二郎神沟,全长485公里,进入河南后,经济源、过焦作,在武陟白马泉(左岸)注入万里黄河。大樊险工位于武陟西10公里处的沁河左岸大樊村堤段,是历史上沁河决口最多的险工。堵复大樊口是新中国成立后武陟人民首次治河堵口,意义重大,彪炳青史。
1818年至1947年,历史上的大樊口先后决口9次。其间,1939年,国民党军在与日军作战中挖开大樊口,后虽经复堵,但依然受损严重。1947年夏,沁河洪水暴涨,将大樊口河堤冲毁,洪水漫武陟、修武、获嘉、辉县等地,泛区面积400余平方公里,受灾村庄120个,灾民20余万人。
大樊河堤冲毁后,当时共产党领导下的武陟县民主政府及时组织周边村民进行堵口抢修,但是到了8月中旬,国民党军再度占领武陟木栾店后,新任国民党武陟县长贾玉印竟然勾结国民党四十一师,“以水伐兵”,妄想阻止解放军进攻,并强行驱散、抓捕正在修堤堵口的民工,疯狂掘毁即将竣工的堤坝,使大樊口扩大,洪水再次过村淹田,造成极大损失,仅大樊一村就毁地1400多亩。
1948年10月26日,武陟全境解放,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治黄组织将大樊堵口列入头等大事,并于1949年1月成立大樊堵口工程处。2月20日,工程处雷厉风行,组织2000多名民工开始修堵大樊决口,仅一个月时间就合龙堵口,但由于多种因素,堵口失败。面对这种严峻的形势,从中央到地方都高度重视,并在经济极度困难的情况下,调拨资金,委派技术人员,进行攻坚作战。同时,根据大樊口的水文河道特征,工程处认真吸取第一次堵口失败的教训,审时度势,因地制宜,重新研究制订施工方案,组织力量,再次动员开工。4月中旬,开始加高护岸工程,开挖引河;4月下旬,正坝、边坝先后合龙;5月3日,大樊堵口工程终于竣工,共用石料3573立方米、柳秸料237.4万公斤,开挖引渠3.5公里,整个工程用时一个月,最终取得胜利。时间之短、效率之高,令人惊叹。
大樊堵口竣工后,工程处改组为冀鲁豫黄委会第五修防处,移驻小董乡原抗日民主县政府院内。
1949年9月30日,大雨倾盆,人们忧心忡忡。能否经受住大雨洪水考验,完成抗洪抢险任务,向新中国交上一份厚礼,成为人们最牵挂的事。功夫不负有心人。古老的大樊口终于不负众望,迎来了新的生命。10月24日,修防处在小董乡搭台演出,热烈庆祝黄、沁河平安度汛。
雁过留声 一代功勋
如今的大樊口已建起了融文化与休闲于一体的文化广场,通过展板、文化石以及历史照片、人物传记、事件介绍等多种形式,向参观人员展示了既有丰富文化内涵,又能体现治河精神的大樊口。通过实地参观以及高峰的详细介绍,我们进一步了解了沁河的险工及大樊口的历史,特别是曾经为大樊口治理立下汗马功劳的英雄人物及其主要事迹。
王化云(1908年至1992年),河北馆陶人,1935年毕业于国立北京大学法律系,1946年5月起,在中国共产党解放区任冀鲁豫区黄河水利委员会主任,1949年6月任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主任等职。他对大樊堵口高度重视,关心备至。经历堵口第一次失败教训后,他心系沁河,高瞻远瞩,运筹帷幄,亲自挑选技术人员赶赴施工现场,在二次堵口完工后仍然牵挂这一险工、险段。后来,他在《我的治河实践中》一书中写道:“这是解放后第一次堵口,今后黄、沁河会不会发生决口?我们希望没有,永远没有……”
徐福龄(1913年至2015年),浙江湖州人,1935年毕业于河南省水利专科学校。他长期从事治理黄河工作,被誉为“黄河活字典”。1949年春,受冀鲁豫黄委会主任王化云的委托,他到大樊口负责堵口的技术事宜,与其他几位同志深入一线,调查研究,提出了“疏导引河,双坝进堵”的技术建议,保证了施工质量,为实现二次堵口成功打下了坚实基础。
韩培诚(1911年至1985年),山东省长清县人,1938年参加革命,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黄河修防处主任、黄委会计划处处长、勘测设计院院长、黄委会副主任等职。1949年年初,他主持沁河大樊堵口工程。其间,他吃苦耐劳,团结带领广大施工人员艰苦奋斗、埋头实干,啃下了大樊堵口这块“硬骨头”。1950年,他转战修建新乡地区引黄济卫灌溉工程。
人过留名,雁过留声。在大樊堵口胜利完工的幕后,除了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外,还有许多任劳任怨、默默无闻的人民群众。当时参加施工作业的民工达2000人,他们住的是窝棚地铺,吃的是粗粮咸菜,是真正勒着裤腰带在拼命干活,但没人叫苦、叫累、叫屈,而是振奋精神、鼓足干劲、为大樊堵口作出了突出贡献!
巩固成果 利在当代
日月更替、岁月轮回,几十年的实践证明,大樊险工为沁河安澜、造福人民发挥了历史性的巨大作用,也为沁河其他险工、险段提供了宝贵的治理经验。
老龙湾险工与大樊险工相邻,也是沁河左岸水灾多发险段,因沁河在此形成一个大弯,形似老龙,故称老龙湾,又称“龙回头”。每当黄河水位上涨达到极限时,会造成黄河水位向沁河回流倒灌险情,所以,在大樊堵口圆满完工后,凭借宝贵经验,于1950年至1952年对老龙湾险工进行两次治理,1987年又建“两垛一护岸”,才保证安全。截至目前,该险工共有19座工程,其中坝1道、垛11座、护岸7段。
武陟被誉为黄河文化之乡,在杨庄改道纪念亭旧址上建成的黄河文化展览馆里,讲解员不仅为我们介绍了武陟治河悠久的历史,还带领我们走上二楼参观了修复大樊堵口时曾用过的老式马灯、手摇式磁石电话机、通信载波机、油锤等实物以及由王化云签名的任命书,同时还观看了纪录片《万里黄河在焦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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