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段的起点在綦江石壕镇，这里是中央红军走过的地方。第一天的日程里，有一段体验式采访，沿着当年中央红军走过的一条山村小路，步行4.5公里。
这段路原本是从高山村红军桥出发，一路上坡,止于石泉村。为了减轻我们的“行军”强度，当地同志带着我们从石泉村启程，走下坡路,向红军桥前进。
对于这段徒步，我丝毫没有迟疑过，虽然不擅长运动，但对自己的步行能力还比较有信心。
离开大路走上“红军路”，最初脚下是田间窄路，两人错身都不易。有人停下来拍照，身后的人都只能停下来等着。路边是快要成熟的庄稼，看着硕大的玉米穗，我们很有兴致地边走边讨论北方的玉米和南方的玉米之异同。大家彼此招呼着，拍下见证此行的照片。
很快坡路变陡了，队员们开始呼吸不太均匀，时不时有人停下来休息。但脚下的路，却是已经被简单硬化过的，有粗糙的台阶。
路程大约过半，脚下的路回归了土石相间的“原生态”。想起昨晚綦江区委书记袁勤华介绍“红军路”时说，尽可能保留当年原貌，这样今天的人们才能真切体会到红军走过长征的艰辛。
翻过一个山头，走在前面的兄弟媒体记者回头笑问: 你们感觉挺好吧?我努力平衡着步伐，回答他: 天上没有敌机轰炸，背后没有敌军追杀，挺好的。此时的革命乐观主义还溢于言表。
当脚下的路变得泥泞，不留神就会打滑，我在一次短暂的滑行后侥幸站稳。忽然想起，红军队伍里可能根本没有我这么“高龄”的人……不由得自问，如果事先知道这么难走，我还有没有勇气踏上这条路?
长征开始的时候，大家也不知道要走多远，最终要走到哪里去，但一定知道“要奋斗就会有牺牲”，前路漫漫，征程艰险。是信仰的力量鼓舞着万千将士，他们一路“揩干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又继续投入战斗，坚定前行。
泥泞的山路越来越陡峭，我们的队伍里，年轻的女记者连续滑倒，已经不得不手脚并用，小伙子们白色的T恤上，也蹭了不少绿色的苔藓。向导朝我们喊话，还有最后500米。
这500米真的很漫长，每一次落脚，每一个转身，都可能滑倒甚至踩落石块，每个人都大汗淋漓了。大多数人的照相机和手机，已经“刀枪入库”，只有最敬业的摄影记者和视频记者，还在拍摄此行的艰难。新华社队伍里，记者曾迎迎和丁鹏，一路在摄制纪录体验式采访的视频，曾迎迎一边行进一边讲解，不慎两次摔倒，成就了最具现场感的短片。
一个半小时后，我们终于翻越这座名为“高山”的山。我赶紧在手机上搜索求证，红军队伍里年龄最大的徐特立“特老”，出生于1877年，长征开始时57岁，据史料记载: “他年纪大不畏苦，职位高不自矜，处处以普通一兵的姿态出现。”
“徐特立每天背上8斤炒麦子干粮，拿着一根自己做的竹杖，和大家一同行军，衣服破了自己补，草鞋坏了自己编。”看到这里我很惭愧，我和当年的“特老”同龄，穿的是运动鞋，我的小背包，出发不久就到了小伙伴肩上。
在终点的路牌上，看到了这样的介绍: 1935年1月，遵义会议结束后，按照中央军委的战略部署，红一军团8000余人从贵州松坎出发，经箭头垭到达重庆石壕场，在此驻扎两天后，部队于1月22日开拔，前往贵州开始一渡赤水。
这次穿插时间很短，战略意义重大。中央红军长征到綦江，确保了中央军委经赤水北上战略计划的完成，为四渡赤水制造了宝贵战机。
红军在石壕的这一夜，正是寒冬腊月，多数人却露宿在街巷道旁，或者老百姓屋檐下。在老百姓家借灶做饭时，自带盐和米，走时打扫得干干净净。这支纪律严明、秋毫无犯的军队，80多年来一直被当地群众怀念着。
居住在红军桥头的高山村村民陈文全，从小听爷爷和父亲讲红军的故事，全家人对红军充满感情。20世纪90年代他出资买了3000块新瓦，其他村民也自愿出工出力，共同翻新了红军桥的风雨檐。几十年来，他和家人每天都会清扫桥头附近的地面。记者问他红军给当地留下了什么，他吟诵起石壕民间流传至今的歌谣:
“石壕哪年不过兵，
过兵百姓不安宁
唯独当年红军过，
一来一去很清静，
不拿东西不拿钱，
走时地下扫干净。”
扫干净老百姓的灶间，红军穿着草鞋走上了翻越高山峻岭的长征。我们今天走过的路途，只是长征这部史诗里的一个短句，而这短短的4.5公里，让我们领悟到一支军队是如何在逆境中前行，为何获得人民的拥护。最后的胜利，是一枪一弹打出来的，是一草一木积累起来的，也是一步一步走出来的。
（新华社记者 丁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