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4月25日，红二、六军团在贺龙、任弼时等人率领下，渡过金沙江北上抗日，途经中甸县（今香格里拉市）7个乡镇，在境内行程405公里，发生了两次战斗，翻越了3座雪山，先后停留休整了19天。
当时，噶丹·松赞林寺是迪庆地区的重要政治经济中心，贺龙以红二、六军团总指挥的名义给寺院八大老僧写了一封信，说明红军尊重宗教信仰自由，对寺院和僧侣的生命财产绝不侵犯并负责保护，希望僧侣和民众照常生产生活，不要轻信谣言，帮助红军筹集粮秣，红军照价支付钱款。
5月2日上午，贺龙应邀来到噶丹·松赞林寺，向松谋活佛及八大老僧说明了红军经过中甸北上的意义，阐释了共产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希望噶丹·松赞林寺帮助红军，并向寺院赠送了“兴盛番族”的锦幛，祝愿藏民族兴旺发达。噶丹·松赞林寺的僧人们感受到贺龙和红军的热忱，也看到红军纪律严明、尊重宗教事务、毫不扰民，表示愿为红军在当地的活动提供方便。
“当时不少群众因害怕躲到山里，我爷爷夏那古瓦作为噶丹·松赞林寺的代表见了贺龙，回来后告诉大家红军是好人。”身着藏族服饰的72岁的青玛述说她爷爷与红军的故事。“爷爷说红军从不杀群众一只鸡，也不欠群众一粒米。”
赵阿印是贺龙接见的商界代表之一，在和红军接触后，他发现这支军队官兵平等，对待藏族群众很友好，与以往见过的军队完全不一样。在了解红军的需求后，他积极为红军筹办粮草、护理伤员。
据迪庆州委党史研究室介绍，噶丹·松赞林寺打开粮仓卖给红军6万余斤粮食，赵阿印帮助红军筹集到2万余斤粮食，有力支持了红军北上。一位借住赵家的红军干部，为了表示感谢，离开时送给赵阿印一枚奖章。
“这就是当年的那枚奖章，还有换药弯盘，给红军购买粮食用过的钱袋子和算盘等物品。”赵阿印的儿子赵嘉林今年79岁，他在2016年自掏腰包创办了红色民居文化陈列馆，展示父亲留下来的红色文物。“这是父亲的遗愿，我要把红色基因一代一代传下去。”
迪庆州委党史研究室主任孙彬涛说，红军在中甸停留的日子里，积极向当地群众宣传自己是人民的军队，是劳苦大众的“自己人”。针对当时中甸地区少数民族聚居、藏族群众全民信教的客观环境，红军还在中甸会议上明确了“尊重藏民的宗教信仰自由及风俗习惯”等7项政治纪律。
中甸藏族群众从最初的“怕红军”逐渐变为“信红军”“爱红军”。红军在中甸地区成功地探索了处理好民族关系的方法，为其继续通过广大藏区奠定了政策基础，并在藏区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1950年5月，解放军部队进入中甸地区。面对百姓们的误会和躲避，解放军官兵坦诚地告诉群众，我们就是当年的红军。百姓们见到解放军确实像10多年前的红军一样令行禁止，于是积极支持拥护解放军。
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调研员陈祖英认为，红军的民族政策在实践中逐渐走向成熟，为后来党在民族地区开展工作积累了宝贵经验。
如今，居住着藏族、傈僳族、纳西族等26个民族的迪庆州，继承和发扬各民族和谐相处、团结共荣的传统，保持着经济发展、社会和谐、民族团结、宗教有序的良好态势。
“可以说，迪庆的民族团结进步是红色基因的传承，民族团结是红军播下的种子。”孙彬涛说。
（记者林碧锋、李䶮、薛笔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