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战乌蒙——中国消除千年贫困的一个缩影
更新时间：2020-9-27 16:17:44 来源：新华社
2020年专题区
“乌蒙磅礴走泥丸”。乌蒙山横跨云贵高原，绵延250公里，平均海拔逾2000米，多喀斯特地形，难以稼穑，水贵如油。
这里有全国贫困人口最多的地级市，也有全国跨县易地扶贫搬迁的最大安置点。在这里，打破贫困“锅底”的战斗正在冲刺“最后一公里”。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使7亿多农村贫困人口摆脱贫困，剩下的500多万将在今年全部脱贫。这是中国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重要里程碑。乌蒙山区的变化是这一壮阔历史进程的缩影。
攻克最后堡垒
靖安新区是云南昭通大型跨县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区，新楼林立，配套设施齐全，外观与城市无异。
云南省昭通市委书记杨亚林说，乌蒙山生存条件太难，一方水土养不了一方人，“不能改变穷山恶水的环境，就把人搬出来，党和政府下了最大决心。”
近年来，昭通把36万多名贫困群众从大山里搬出来，让他们住进了安置区。
靖安新区建立了就业中心，工作人员正忙着组织搬迁户外出务工。“刚搬过来就遇到疫情冲击，一口气都不能松。”靖安安置区临时党工委书记周祥说。在新区楼道里，贴满了务工需求信息。
疫情期间，昭通在外务工的200多万人中有84万人返乡，到9月中旬，98%的务工人员已经回到江浙等地上班。
环绕新区，新商铺正在装修和招商，为搬迁户提供工作岗位。
57岁的祁仕清一家今年3月从云南省永善县码口镇烟坪村搬来。以前山里种几亩地，粮食刚够吃。全家年收入4000元，要养活6个孩子，十分困难。
搬迁后，大孩子出去打工，祁仕清与老伴鲁洪凯在安置区广场租下小摊位，卖烤洋芋，每天能挣50多元。
在贵州大型易地扶贫搬迁小区毕节市柏杨林安置点，56岁的腿部残疾农民杨青中正在扶贫车间编藤椅。搬迁前，他家住在山里约40平方米的旧房，靠种玉米和养猪糊口。在政府帮助下，如今他一家6口搬进了120平方米的新房。
贵州省毕节市赫章县的恒底社区（原恒底村）是一个深度贫困村，贫困户门前贴有保障“明白卡”，详细记录家庭基本信息，以及致贫原因、收入状况和帮扶责任人等信息。
毕节市委统战部下派的驻村干部余忠伟来到44岁的彝族群众罗国米家进行走访。罗国米的丈夫在浙江打工生病住院，读高一的大女儿因肾病休学，还有两个女儿和一个儿子在上学，生活压力大。
余忠伟请罗国米把丈夫的看病单据寄回来，他好拿去帮忙报销，还打算为罗国米的女儿申请减免医疗费。
乌蒙山区困难的路况也渐渐改善。35岁的云南省镇雄县碗厂镇村民吴兵，在投用不久的镇客运站候车，准备前往90多公里外的县城打工。他记得，2017年前，山区土路难行，要花五六个小时才能到县城。如今车站定时发车，路也硬化了，两个多小时就能到。
镇雄县交运局规划股股长邓声碧说，到今年年底要建成5000公里村组公路，未来5年再建4000公里，实现自然村通硬化路。
“当前，脱贫攻坚已到决战决胜关键时期，我们更要坚定信心、真抓实干，不能停顿、不能大意、不能放松。”杨亚林说。
凝聚组织力量
37岁的李天艳是贵州省毕节市赫章县结构乡大山村党支部书记，记者跟随她走进赫章县的崇山峻岭。这是一条长满野草灌木的山路，海拔2100米，日光如瀑，一路行去，大汗淋漓，脸和胳膊晒得生疼。
李天艳曾和同事来到这里的拨拉组苗寨，动员并帮助乡亲搬迁。他们住在山里，渴了喝山泉水。搬家时，80名干部手拉肩驮，把32户老少群众，连同他们的家具，用15天时间搬了出来。“干部脱皮，群众脱贫。”李天艳说。
茅草房和土石屋消失了，退耕的山上栽满桑树，成为搬迁群众增收的新来源。
在乌蒙山贫困地区，处处能看到共产党员的身影。“党政一把手负总责、五级书记抓扶贫”的责任制为脱贫提供了组织保障。从省委书记到普通干部都有贫困县或贫困村的帮扶联系点。
镇雄县委书记翟玉龙今年剩下的日程都已排满。除了非开不可的会议，其余时间基本都待在村里。他说：“机关食堂经常是空的，因为干部‘下沉’了。”
据统计，近年来，全国共派出25.5万个驻村工作队、累计选派290多万名县级以上党政机关和国有企事业单位干部到贫困村和软弱涣散村担任第一书记或驻村干部。
贵州省毕节市赫章县政府办公室副主任张宁2018年8月来到赫章县河镇彝族苗族乡双河村任第一书记，带领村民发展产业。其间他突发肾病，需要透析。但他不愿回县城，一直坚持到今年6月。
他说：“我生病了，真不好意思，对不起乡亲。生病不算什么，比我困难的人很多。有的干部带孩子驻村，有的还牺牲了。”
过去几年，乌蒙山区有多名干部牺牲在脱贫攻坚一线。有的积劳成疾去世，有的在帮助困难群众时遭遇不幸。
为脱贫攻坚而建的新型基层党组织十分活跃。在云南省昭通市鲁甸县卯家湾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区，40岁的沈中银是一个“网格党支部”书记。这个新区有19幢楼，分为6个网格，6名党支部书记都是从搬迁户党员中选出。
沈中银负责的网格有19名正式党员，日常工作包括宣传党的脱贫方针、为搬迁户讲解法律法规和城市生活常识等。支部还与就业工作站一起组织大家到外地务工，并在疫情期间建立起防控小组。
杨亚林说，脱贫取得成功，关键就是坚决依靠党的组织化领导。干部群众一条心，敢打善拼，坚韧求成，“再硬的骨头也要嚼碎”。
扶贫中的表现，成为识别和提拔干部的一条标准。云南省在2019年提拔使用了5600多名在脱贫攻坚第一线工作实绩突出的干部。
汇聚八方支援
进入8月，杨亚林忙碌着接待从教育部、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央党校等单位前来支援脱贫的干部和专家，把他们带到村里。
乌蒙山区成了全国扶贫的“试验场”。这里云集着中央各部委、各省区市来的干部，以及国家级大企业。杨亚林说：“为建设靖安新区，我们请来了建筑施工实力强劲的中建集团。”
中央统战部对口支援毕节市。1988年以来，中央统战部以及各民主党派，指导毕节制定扶贫规划46个，协调项目900多个，引进资金1200多亿元。30多年来，毕节累计减少贫困人口约630万人。
上海的雪榕集团经九三学社中央介绍来到毕节市扶贫，在毕节市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建起循环生态型的大型菌菇生产厂，从贫困人口中招收了3000多名工人。
镇雄县人民医院与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联合办医，这成了云南县级少有的三级综合医院。它设立了贫困户病人绿色通道，开通了与北京、上海等知名医院的远程联合会诊。镇雄县人民医院院长胡翊说：“因病致贫，是农村最大难题之一，通过医疗扶贫，可以做到小病不出村，大病不出县。”
威宁县石门乡民族中学的破旧瓦房已被现代化校舍替代，还配备了崭新的足球场、篮球场和羽毛球场。
曾获全国乙级联赛冠军和甲级联赛亚军的贵州恒丰足球俱乐部，派两名教练来学校扶贫。教练郑平说：“贫困地区的一些孩子比较内向自卑，踢球能让他们更开朗自信。”
杨亚林说，消除千年贫困，从安居，到乐业，再到幸福，从物质生活改善到精神生活丰富，着眼的还是人的改变。
张宁7月回到他驻过的村子，为困难户送去家庭生活用品，并与群众一起讨论如何巩固脱贫成果。他说：“我们与百姓共同努力，参与这场载入人类史册的脱贫攻坚战，感到十分荣幸。”
（记者 韩松、李银、李自良、王长山、王新明、姚均芳、华洪立、林碧锋、李凡、彭韵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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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蒙磅礴走泥丸”。乌蒙山横跨云贵高原，绵延250公里，平均海拔逾2000米，多喀斯特地形，难以稼穑，水贵如油。
这里有全国贫困人口最多的地级市，也有全国跨县易地扶贫搬迁的最大安置点。在这里，打破贫困“锅底”的战斗正在冲刺“最后一公里”。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使7亿多农村贫困人口摆脱贫困，剩下的500多万将在今年全部脱贫。这是中国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重要里程碑。乌蒙山区的变化是这一壮阔历史进程的缩影。
攻克最后堡垒
靖安新区是云南昭通大型跨县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区，新楼林立，配套设施齐全，外观与城市无异。
云南省昭通市委书记杨亚林说，乌蒙山生存条件太难，一方水土养不了一方人，“不能改变穷山恶水的环境，就把人搬出来，党和政府下了最大决心。”
近年来，昭通把36万多名贫困群众从大山里搬出来，让他们住进了安置区。
靖安新区建立了就业中心，工作人员正忙着组织搬迁户外出务工。“刚搬过来就遇到疫情冲击，一口气都不能松。”靖安安置区临时党工委书记周祥说。在新区楼道里，贴满了务工需求信息。
疫情期间，昭通在外务工的200多万人中有84万人返乡，到9月中旬，98%的务工人员已经回到江浙等地上班。
环绕新区，新商铺正在装修和招商，为搬迁户提供工作岗位。
57岁的祁仕清一家今年3月从云南省永善县码口镇烟坪村搬来。以前山里种几亩地，粮食刚够吃。全家年收入4000元，要养活6个孩子，十分困难。
搬迁后，大孩子出去打工，祁仕清与老伴鲁洪凯在安置区广场租下小摊位，卖烤洋芋，每天能挣50多元。
在贵州大型易地扶贫搬迁小区毕节市柏杨林安置点，56岁的腿部残疾农民杨青中正在扶贫车间编藤椅。搬迁前，他家住在山里约40平方米的旧房，靠种玉米和养猪糊口。在政府帮助下，如今他一家6口搬进了120平方米的新房。
贵州省毕节市赫章县的恒底社区（原恒底村）是一个深度贫困村，贫困户门前贴有保障“明白卡”，详细记录家庭基本信息，以及致贫原因、收入状况和帮扶责任人等信息。
毕节市委统战部下派的驻村干部余忠伟来到44岁的彝族群众罗国米家进行走访。罗国米的丈夫在浙江打工生病住院，读高一的大女儿因肾病休学，还有两个女儿和一个儿子在上学，生活压力大。
余忠伟请罗国米把丈夫的看病单据寄回来，他好拿去帮忙报销，还打算为罗国米的女儿申请减免医疗费。
乌蒙山区困难的路况也渐渐改善。35岁的云南省镇雄县碗厂镇村民吴兵，在投用不久的镇客运站候车，准备前往90多公里外的县城打工。他记得，2017年前，山区土路难行，要花五六个小时才能到县城。如今车站定时发车，路也硬化了，两个多小时就能到。
镇雄县交运局规划股股长邓声碧说，到今年年底要建成5000公里村组公路，未来5年再建4000公里，实现自然村通硬化路。
“当前，脱贫攻坚已到决战决胜关键时期，我们更要坚定信心、真抓实干，不能停顿、不能大意、不能放松。”杨亚林说。
凝聚组织力量
37岁的李天艳是贵州省毕节市赫章县结构乡大山村党支部书记，记者跟随她走进赫章县的崇山峻岭。这是一条长满野草灌木的山路，海拔2100米，日光如瀑，一路行去，大汗淋漓，脸和胳膊晒得生疼。
李天艳曾和同事来到这里的拨拉组苗寨，动员并帮助乡亲搬迁。他们住在山里，渴了喝山泉水。搬家时，80名干部手拉肩驮，把32户老少群众，连同他们的家具，用15天时间搬了出来。“干部脱皮，群众脱贫。”李天艳说。
茅草房和土石屋消失了，退耕的山上栽满桑树，成为搬迁群众增收的新来源。
在乌蒙山贫困地区，处处能看到共产党员的身影。“党政一把手负总责、五级书记抓扶贫”的责任制为脱贫提供了组织保障。从省委书记到普通干部都有贫困县或贫困村的帮扶联系点。
镇雄县委书记翟玉龙今年剩下的日程都已排满。除了非开不可的会议，其余时间基本都待在村里。他说：“机关食堂经常是空的，因为干部‘下沉’了。”
据统计，近年来，全国共派出25.5万个驻村工作队、累计选派290多万名县级以上党政机关和国有企事业单位干部到贫困村和软弱涣散村担任第一书记或驻村干部。
贵州省毕节市赫章县政府办公室副主任张宁2018年8月来到赫章县河镇彝族苗族乡双河村任第一书记，带领村民发展产业。其间他突发肾病，需要透析。但他不愿回县城，一直坚持到今年6月。
他说：“我生病了，真不好意思，对不起乡亲。生病不算什么，比我困难的人很多。有的干部带孩子驻村，有的还牺牲了。”
过去几年，乌蒙山区有多名干部牺牲在脱贫攻坚一线。有的积劳成疾去世，有的在帮助困难群众时遭遇不幸。
为脱贫攻坚而建的新型基层党组织十分活跃。在云南省昭通市鲁甸县卯家湾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区，40岁的沈中银是一个“网格党支部”书记。这个新区有19幢楼，分为6个网格，6名党支部书记都是从搬迁户党员中选出。
沈中银负责的网格有19名正式党员，日常工作包括宣传党的脱贫方针、为搬迁户讲解法律法规和城市生活常识等。支部还与就业工作站一起组织大家到外地务工，并在疫情期间建立起防控小组。
杨亚林说，脱贫取得成功，关键就是坚决依靠党的组织化领导。干部群众一条心，敢打善拼，坚韧求成，“再硬的骨头也要嚼碎”。
扶贫中的表现，成为识别和提拔干部的一条标准。云南省在2019年提拔使用了5600多名在脱贫攻坚第一线工作实绩突出的干部。
汇聚八方支援
进入8月，杨亚林忙碌着接待从教育部、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央党校等单位前来支援脱贫的干部和专家，把他们带到村里。
乌蒙山区成了全国扶贫的“试验场”。这里云集着中央各部委、各省区市来的干部，以及国家级大企业。杨亚林说：“为建设靖安新区，我们请来了建筑施工实力强劲的中建集团。”
中央统战部对口支援毕节市。1988年以来，中央统战部以及各民主党派，指导毕节制定扶贫规划46个，协调项目900多个，引进资金1200多亿元。30多年来，毕节累计减少贫困人口约630万人。
上海的雪榕集团经九三学社中央介绍来到毕节市扶贫，在毕节市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建起循环生态型的大型菌菇生产厂，从贫困人口中招收了3000多名工人。
镇雄县人民医院与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联合办医，这成了云南县级少有的三级综合医院。它设立了贫困户病人绿色通道，开通了与北京、上海等知名医院的远程联合会诊。镇雄县人民医院院长胡翊说：“因病致贫，是农村最大难题之一，通过医疗扶贫，可以做到小病不出村，大病不出县。”
威宁县石门乡民族中学的破旧瓦房已被现代化校舍替代，还配备了崭新的足球场、篮球场和羽毛球场。
曾获全国乙级联赛冠军和甲级联赛亚军的贵州恒丰足球俱乐部，派两名教练来学校扶贫。教练郑平说：“贫困地区的一些孩子比较内向自卑，踢球能让他们更开朗自信。”
杨亚林说，消除千年贫困，从安居，到乐业，再到幸福，从物质生活改善到精神生活丰富，着眼的还是人的改变。
张宁7月回到他驻过的村子，为困难户送去家庭生活用品，并与群众一起讨论如何巩固脱贫成果。他说：“我们与百姓共同努力，参与这场载入人类史册的脱贫攻坚战，感到十分荣幸。”
（记者 韩松、李银、李自良、王长山、王新明、姚均芳、华洪立、林碧锋、李凡、彭韵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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