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内县令袁应泰与怀庆广济渠
□董沁生

2023-11-3 10:17:50    来源：本站原创

袁应泰（？至1621年），男，汉族，字大来，凤翔（今陕西宝鸡）人，明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进士，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任河内知县。他上任后不辞劳苦，率能工巧匠及当地百姓用5年时间凿太行、引沁水，挖广济河渠，修二十四堰，滋润怀庆府济源、孟县（今孟州市）、温县、武陟等。《明史》记载：“溉田数万顷，邻邑皆享其利。”袁应泰在当地有口皆碑、威信甚高，被百姓誉为“禹后一人”“万家生佛”。后因修广济渠有功，升任工部主事，起河南右参政，官至兵部侍郎等职。1621年4月，因不敌清军，杀身成仁，被追封为兵部尚书。《明史》《怀庆府志》等都有记载。

秦时古渠迎新官

广济渠是古代引沁灌溉的著名工程，早在秦时人们就在沁河出山口开凿河渠，引水灌田。因以枋木为闸，故称为“枋口堰”，唐时已有“广济渠”之名，元中统二年（1261年）修复后正式定名。

1600年，袁应泰就任河内令后，正逢怀庆府大旱，颗粒无收，当地百姓流离失所。面对如此严峻局面，袁应泰为民所思，亲赴山地，考察水源，制订引水解旱方案。在他看来，河内不仅有沁河、丹河环绕，还有济水穿城而过，东汉时期就是寇恂支援刘秀前线作战的粮草供应基地、大本营，且以“完富”著称。可如今百姓仍要逃荒要饭，实属意外。所以，他下定决心改变这一状况。其实，广济渠在不同的年代有不同的维护方法，但因渠首、渠道等诸多问题，始终未能从根本上得到有效解决。明代著名理学家、文学家、乐律学家、清官何塘在《重浚广济渠记》中讲得非常清楚：“广济渠口地势高仰，水流艰涩，故累至湮塞，虽岁加疏浚而终不流通，一遇亢旱则名为水田者悉为焦壤，百姓惶惶无所控诉。”

袁应泰再修广济渠，实为重新开山凿洞，引水设堰，主要策略是再筑渠首，并提高渠首位置，也就是要在枋口上游凿隧洞、引沁水，通过暗洞、暗闸等方式筑坝拦水，然后才是疏浚渠道。这样既可保障水位居高而下、水流畅通，又可节约人力、物力，扩大灌溉面积。《大中华河南省地理志》记载：“明河内令袁应泰凿广济渠，分二十四道堰，以通灌溉，最宜疏导。”

然而，修广济渠非易事，不仅需要大量人力，还需要源源不断的物力、财力。为此，袁应泰一方面积极向朝廷争取经费，另一方面自己拿出全部积畜，在河内购地约3公顷，雇佃户耕种，将每年的收成用于修广济渠。在他的带动和影响下，河内各地乡绅纷纷响应，捐款筹资、出工出力，大力支援新渠建设。

实际上，修广济渠的最大困难还是技术问题。据《凿山创河记》描述：山石质坚硬，操锤砸下，只是一个白点，工匠们就架火烧，烧烧凿凿，凿凿烧烧。而且，袁应秦采用“斗石换斗米”的办法奖励工匠，即每凿下来一斗石块奖励一斗大米，就这仍不济于事。

面对实际问题，袁应泰开始在民间寻找能工巧匠，以提高修渠速度。他听闻牛存喜是个“仙人”，就登门拜访，邀其为修广济渠效力。

牛存喜（1547年至1620年），字汝吉，号近菴，明怀庆府河内人，建造大师，号“巧匠”，其因解决河内天宁寺三圣塔在维护过程中的技术难题而名声大噪，入《怀庆府志》。他受聘任用后，深入工地实地考察，并善于发现问题、思考问题、解决问题，通过反复研究、推算，发明了“穿地寻龙法”“量山探水法”以及“合闸蓄水”“吊闸放水”等先进方法，完美解决了开山凿洞的技术难题，保障了施工质量和进度。

人正渠清利于民

功夫不负有心人，众人拾柴火焰高。在袁应泰的带领下，经过劳工及乡民“三年如一日”的不懈奋斗，终于凿山穿石，建成了自北而南，长130多米、宽约27米的输水洞。后又经过两年时间，在洞内修闸砌门，安装铁索滑车，最终修成了长约120公里的新渠。

袁应泰不贪功名、不慕虚荣，将新修成的河渠仍称之为广济渠，但相对于旧渠来说，新渠几乎是一条全新的河渠。实践证明，袁应泰、牛存喜等人乃至普通民众，都为这条新渠付出了巨大心血与艰辛劳动。《河南通志》记载：“有三年山上不告竣，誓不旋踵者；有面目黧黑，指堕肤裂或感病力疾犹无懈志者；有家有丧变及水灾盗患，义不反顾者；有捐资以犒匠作，争先成功者。”

为了保障新广济渠的正常运行，化解沿河民众争水、用水的矛盾，袁应泰制定并撰写了《广济渠申详条款》，这是一套集河道管理、用水分配、堤岸护理等比较全面的制度体系。最为突出的是，为了公平分配沿河水资源，袁应泰把广济渠的灌区分为大丰、太平、广丰、永济、兴隆、永通等二十四堰，并强调：“水利关系民生，盗截侵夺，殊干法纪。况河内广济河渠，虽出济境，久有编定水分，计月、日、时、刻挨次轮灌，上下通流，定制昭然……济民之有利者，分五堰；河、孟、温、武之有利者，分十九堰。每月两轮，照号用水，必先武陟，次孟、温，次河、济，自下而上，俾狡惰者不得无功窃利，法至善也。”

二十四堰，在治河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页。《明史》对袁应泰主持新修的广济渠及二十四堰都给予了高度评价：“穿太行山，引沁水，成二十四堰。”“溉田数万顷，邻邑皆享其利。”

袁应泰不仅是开山、挖洞、筑渠的专家型“河官”，也是造福一方的清官、廉官。为了解决广济渠水闸看护人员经费问题，袁应泰还大胆压缩了河内县衙中的五人职位，“改给闸夫工食”。任期内，袁应泰节衣缩食，安心立命，为治水、治县呕心沥血，倾尽所有，“六年之内布衣素食，未闻有崇肉累帛之奉”。

在袁应泰带领开挖新广济渠的同时，济源县令史纪言也率众凿山开河，新修永利渠。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新任河内县令又在广济、永利二渠东再凿洞开河，取名利丰渠。之后，济源县令又在利丰渠下修建大利河和小利河。从此，沁河出山流入平原后，就形成了“五龙分水”的磅礴气势。

袁应泰带领俢建的广济渠不仅对当时的农田灌溉至关重要，对后世的水利发展也影响甚远。道光五年（1825年），《河内县志》对袁应泰也是尊崇有加，称其为袁公：“自袁公应泰凿山开洞而沁河分为广济……前贤成法，班班具在，风涓滴之润，分阴之时，皆有定程，不可改易。”这对后来把河内打造成“中州奥区”创造了先天优势，为稳定怀庆府农业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

一代清官留青史

袁应泰因在河内任上修建广济渠有功，之后逐步升迁工部主事，起河南右参政，官至兵部侍郎。1621年4月，袁应泰奉命守卫辽阳，因不敌清军，自焚殉国，杀身成仁，随后被追封为兵部尚书。

袁应泰在辽东前线殉国的消息传到怀庆府河内后，全城百姓为之悲痛，以不同形式进行悼念。次年，怀庆府广济渠河内灌区百姓自发组织捐款、捐物，在袁应泰生前经常考察并付之心血的广济渠渠首旁的石崖上开洞凿石，修建了令人敬仰的袁公祠。山洞正中位置雕刻了袁应泰的石像，左右两侧的洞壁上则雕刻有其他修渠功臣的石像，专供怀庆府民众敬奉怀念。洞口两侧还刻了一副对联：“洞凿太行引沁水百里咸资润泽；河开广济溉民田万年永赖生成。”洞口上方雕刻的四个大字“禹后一人”，足以表明他的功绩。

清代怀庆知府沈荣昌对袁应泰的治河功勋非常尊崇，他上任后专门拜访袁公祠，并作诗《谒袁公洞偕立齐大令》：“袁公疏凿处，遗迹至今传。驻马疑无地，穿山自出泉。百年青史在，万井绿云连。肖像岩扉里，殷勤嘱后贤。”

同样，清河内人范照藜（1755年至1837年），字乙青，号井亭，曾官任广西平乐、临桂、北流和安徽五河、广德、定远20余年。他在《勾漏山房诗》一书中，作诗《广济河渠赞袁公》：“五龙口畔凿山通，广济渠成百世功，禹后一人非妄赞，万家生佛仰袁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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