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政要闻
厚重河南再上新。
河南商丘永城王庄遗址考古发掘又有重大进展。近日,一座距今约5000年的大墓在此被发现,出土遗物350余件。
这是目前发现的大汶口文化时期规模最大、出土器物最多的墓葬之一。这一发掘和研究为中华文明起源的关键时期提供了全新样本。
中华文明五千年,主根主脉在河南。如今的河南,悠久的历史底蕴和飞速发展的现代化气息交相辉映。
值此时刻,我们不妨探讨:王庄遗址发掘的重大进展将产生哪些不同寻常的价值?寻古,都有哪些意义?以古鉴今,再探古中原文化,在文化传承和文明赓续上又有怎样的价值?
视频来源:人民网
一、何为“淮夷古国”?
安阳殷墟、二里头遗址、郑州商都书院街墓地、商丘永城王庄遗址……河南入选“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项目总数达到了55项,在全国遥遥领先。
这次王庄遗址的重大进展意味着什么?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朱光华说,此发现说明王庄遗址并非普通聚落,可能是史前淮夷古国的都城所在。
“淮夷古国”,这是一个充满上古色彩和浓厚文艺特征的名词。通俗来讲,距今5000年前及更早,在古中国土地上活跃着四大“文化圈”:东北方有大汶口、龙山;西部有仰韶、二里头;东南有河姆渡、良渚;西南有屈家岭、石家河。它们造就了中国上古时代的辉煌文明,专家口中的“淮夷古国”就是新石器时代大汶口文化遗存的代表。
河南永城王庄遗址位置图 图源:国家文物局
在中国的历史文献典籍中,“淮夷”伴随着整个夏商周三代王朝的历史。
《竹书纪年》中记载,“(夏王朝)帝相,元年戊戌,帝即位,居商。征淮夷。二年,征风及黄夷。”
有学者研究认为,在殷商期间,商朝对外战争频繁,但很少有向淮河流域进行战争的记载,这表明“淮夷”和殷商的关系在大部分时间都和睦融洽。只是到了商朝末期,双方也可能打过仗。商朝的最后两位君主——帝乙和帝辛曾“为虐于东夷”,在殷墟甲骨卜辞中有“己亥卜,贞:王于淮往来亡灾”的记载。
西周王朝建立后,“淮夷”字样在史料中更加活跃,他们成为周公东征的主要征服目标。《史记》中曾讲述“召公为保周公为师,东伐淮夷”的故事。随着东夷、淮夷陆续被征服,西周开始了繁荣的“成康之治”。战国时期,淮夷人最终融入中原文明的版图,成为华夏民族的一分子。
在中华文明探源的历史研究中,“淮夷”是重要存在,它的绵延发展伴随着整个中国上古历史的进程。
与王庄遗址考古发掘进展关系极为紧要的是,以往,考古和历史学界的主要说法是,淮夷不是一个国家,属于东夷大郡族,是聚居在淮河中下游的部族之一,但他们生活的具体位置到底在哪儿?一直未有定论。因此,确立淮夷人的具体地理位置与活动范围,对中华文明探源与夏文化研究工程的顺利开展有决定性作用。
不妨设想,如果证实王庄遗址周围是史前淮夷古国的都城所在,我们对5000年前的中原大地和中华文化会有怎样的重新认知?
参天之木,必有其根;怀山之水,必有其源。要想深入探索中华文明的浩瀚星河,考古学是一把揭开历史尘封面纱的钥匙,打开一个个中华文明之门。
王庄遗址范围、环壕与发掘地点示意图 图源:国家文物局
二、大汶口文化的“豫东”份量
何谓大汶口文化的“豫东”份量?
我们不妨将时钟拨到2021年年底。
王庄遗址位于豫东平原东部,历代的黄河改道和决堤泛滥给这里留下了厚厚的黄沙淤积层,大量历史遗存被封藏地下,让这里显得“有古难觅”。
2021年年底,在商丘市永城县王庄村南坑塘治理过程中发现一座古墓葬,王庄遗址就此被世人发现并持续发掘。经考古学者确认,这是一处包含大汶口文化遗存的中原早期文明重要遗址。
大汶口文化于1964年正式命名,是主要分布在黄河下游的山东和苏北一带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相对于二里头遗址、仰韶文化等,大汶口文化之前在河南考古界显得有些低调。但随着王庄遗址的逐步发掘,可能将改变此前的认知。
改变了“豫东地区大汶口文化不发达”的观念。这是河南境内目前所见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大汶口文化大型墓群。原本业内认为它是一处大型聚落,但从此次最新的考古成果来看,其丰富的随葬品表明这里不只是聚落,有可能是属于当时的方国君主、国王级别的墓葬。
如此一来,整个王庄遗址的等级都变高了,从此考古学界要重新认识王庄遗址和大汶口文化时期豫东地区的价值。也许,早在5000年前的大汶口文化时期,这里已经比较发达了。
具有极强的文化研究价值。专家认为,这次王庄遗址新发现的高等级墓葬中出土的石圭、玉钺等具有浓厚的礼制色彩,对夏商周及其后的礼制文化影响深远,尤其彰显出史前中原地区王权的初步形态。
M27是一座特大型大汶口文化墓葬 图源:人民网
增加了大汶口文化的“豫东”份量。1959 年大汶口遗址首次发掘,出土随葬器物特点鲜明,与中原仰韶文化面貌不同。让学界认识到东、西地区应是两个独立文化区,刷新了中国史前文化格局的认识。
但“豫东”在大汶口文化中的地位如何?之前一直伴随王庄遗址深埋于黄河淤泥之下,如今王庄遗址是大汶口文化遗存在商丘地区的首次发现,代表着大汶口文化的地方新类型,其发掘对揭示豫东地区新石器时代聚落形态、史前社会礼制都有极高的学术价值。
是多元文化融合的典范。王庄遗址此前已入选“2023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对于实证商丘“五千年不断代”文明史意义重大。截至目前,王庄遗址考古发掘共出土各类器物一千余件,主体遗存隶属大汶口文化的同时,又带有仰韶文化、南方屈家岭文化和良渚文化等风格。
所以,王庄遗址成为多元文化交流的熔炉,既受东方海岱地区与中原地区文化影响,还有来自长江流域的史前文化因素,多元文化在王庄并存发展,从而形成自己的特色。
大汶口文化、仰韶文化、屈家岭文化、良渚文化的多元融合清晰展现了“豫东”这一文化通衢的地位,一件件出土器物,一个个发掘成果都见证了5000年前华夏、东夷文化在此碰撞并开花结果。
M27出土象牙雕花器 图源:中国文物报
三、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与包容性
在2023年6月举行的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
如果不从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来认识中国,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国,也不可能理解现代中国,更不可能理解未来中国。五者环环相扣、相辅相成,共同绘制了中华文明的底色。
5000年很短吗?它足以让中华民族从黄帝时代的刀耕火种延续到科技高速发展的当下。
5000年很长吗?我国正式启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后,考古工作者用各种发现实证了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明确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兼容并蓄、绵延不断的总体特征。
在百万年的人类史中,5000年不过是沧海一粟。永城王庄遗址既是现代考古重大发现,更是璨若星河的文化坐标之一,它标志着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不断在探索中前行。
M27出土玉串珠和玉璧 图源:中国文物报
古时的商丘及河南,文化底蕴深厚,5000年前,甚至更早,就开始了中华文明的兼容并蓄之路。如今的河南在厚重中蕴含创新,以文化打底,绵延赓续,用古老的文明和崭新的故事引发一波又一波文旅热潮。这里既有生生不息的历史文脉,更有传统文化的创新表达,用一个个文化IP向全球展示历史悠久又鲜活立体的河南形象。
商丘永城王庄遗址所展现出的其通过文化交流、兼容并蓄而达到经济文化繁荣的历史,也再次启发后人:无论是商丘还是河南,都应抓住特殊的区位和交通优势,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经济和文化产业融合、发展和繁荣。
“读史可以明智,知古方能鉴今”。以考古为手段,阅读历史才能更好感知当下,胸襟和目光也会愈发开阔,从而理解“仰望历史、造就历史、成为历史”的含义。
在这个高度信息化和数字化的时代里,我们的一举一动,留下的影像、文字、音乐等文化印记终将成为中华文脉的一部分,在下一个5000年里变成后人研究的课题和亟待获得的答案。
周而复始、万物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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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重河南再上新。
河南商丘永城王庄遗址考古发掘又有重大进展。近日,一座距今约5000年的大墓在此被发现,出土遗物350余件。
这是目前发现的大汶口文化时期规模最大、出土器物最多的墓葬之一。这一发掘和研究为中华文明起源的关键时期提供了全新样本。
中华文明五千年,主根主脉在河南。如今的河南,悠久的历史底蕴和飞速发展的现代化气息交相辉映。
值此时刻,我们不妨探讨:王庄遗址发掘的重大进展将产生哪些不同寻常的价值?寻古,都有哪些意义?以古鉴今,再探古中原文化,在文化传承和文明赓续上又有怎样的价值?
视频来源:人民网
一、何为“淮夷古国”?
安阳殷墟、二里头遗址、郑州商都书院街墓地、商丘永城王庄遗址……河南入选“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项目总数达到了55项,在全国遥遥领先。
这次王庄遗址的重大进展意味着什么?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朱光华说,此发现说明王庄遗址并非普通聚落,可能是史前淮夷古国的都城所在。
“淮夷古国”,这是一个充满上古色彩和浓厚文艺特征的名词。通俗来讲,距今5000年前及更早,在古中国土地上活跃着四大“文化圈”:东北方有大汶口、龙山;西部有仰韶、二里头;东南有河姆渡、良渚;西南有屈家岭、石家河。它们造就了中国上古时代的辉煌文明,专家口中的“淮夷古国”就是新石器时代大汶口文化遗存的代表。
河南永城王庄遗址位置图 图源:国家文物局
在中国的历史文献典籍中,“淮夷”伴随着整个夏商周三代王朝的历史。
《竹书纪年》中记载,“(夏王朝)帝相,元年戊戌,帝即位,居商。征淮夷。二年,征风及黄夷。”
有学者研究认为,在殷商期间,商朝对外战争频繁,但很少有向淮河流域进行战争的记载,这表明“淮夷”和殷商的关系在大部分时间都和睦融洽。只是到了商朝末期,双方也可能打过仗。商朝的最后两位君主——帝乙和帝辛曾“为虐于东夷”,在殷墟甲骨卜辞中有“己亥卜,贞:王于淮往来亡灾”的记载。
西周王朝建立后,“淮夷”字样在史料中更加活跃,他们成为周公东征的主要征服目标。《史记》中曾讲述“召公为保周公为师,东伐淮夷”的故事。随着东夷、淮夷陆续被征服,西周开始了繁荣的“成康之治”。战国时期,淮夷人最终融入中原文明的版图,成为华夏民族的一分子。
在中华文明探源的历史研究中,“淮夷”是重要存在,它的绵延发展伴随着整个中国上古历史的进程。
与王庄遗址考古发掘进展关系极为紧要的是,以往,考古和历史学界的主要说法是,淮夷不是一个国家,属于东夷大郡族,是聚居在淮河中下游的部族之一,但他们生活的具体位置到底在哪儿?一直未有定论。因此,确立淮夷人的具体地理位置与活动范围,对中华文明探源与夏文化研究工程的顺利开展有决定性作用。
不妨设想,如果证实王庄遗址周围是史前淮夷古国的都城所在,我们对5000年前的中原大地和中华文化会有怎样的重新认知?
参天之木,必有其根;怀山之水,必有其源。要想深入探索中华文明的浩瀚星河,考古学是一把揭开历史尘封面纱的钥匙,打开一个个中华文明之门。
王庄遗址范围、环壕与发掘地点示意图 图源:国家文物局
二、大汶口文化的“豫东”份量
何谓大汶口文化的“豫东”份量?
我们不妨将时钟拨到2021年年底。
王庄遗址位于豫东平原东部,历代的黄河改道和决堤泛滥给这里留下了厚厚的黄沙淤积层,大量历史遗存被封藏地下,让这里显得“有古难觅”。
2021年年底,在商丘市永城县王庄村南坑塘治理过程中发现一座古墓葬,王庄遗址就此被世人发现并持续发掘。经考古学者确认,这是一处包含大汶口文化遗存的中原早期文明重要遗址。
大汶口文化于1964年正式命名,是主要分布在黄河下游的山东和苏北一带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相对于二里头遗址、仰韶文化等,大汶口文化之前在河南考古界显得有些低调。但随着王庄遗址的逐步发掘,可能将改变此前的认知。
改变了“豫东地区大汶口文化不发达”的观念。这是河南境内目前所见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大汶口文化大型墓群。原本业内认为它是一处大型聚落,但从此次最新的考古成果来看,其丰富的随葬品表明这里不只是聚落,有可能是属于当时的方国君主、国王级别的墓葬。
如此一来,整个王庄遗址的等级都变高了,从此考古学界要重新认识王庄遗址和大汶口文化时期豫东地区的价值。也许,早在5000年前的大汶口文化时期,这里已经比较发达了。
具有极强的文化研究价值。专家认为,这次王庄遗址新发现的高等级墓葬中出土的石圭、玉钺等具有浓厚的礼制色彩,对夏商周及其后的礼制文化影响深远,尤其彰显出史前中原地区王权的初步形态。
M27是一座特大型大汶口文化墓葬 图源:人民网
增加了大汶口文化的“豫东”份量。1959 年大汶口遗址首次发掘,出土随葬器物特点鲜明,与中原仰韶文化面貌不同。让学界认识到东、西地区应是两个独立文化区,刷新了中国史前文化格局的认识。
但“豫东”在大汶口文化中的地位如何?之前一直伴随王庄遗址深埋于黄河淤泥之下,如今王庄遗址是大汶口文化遗存在商丘地区的首次发现,代表着大汶口文化的地方新类型,其发掘对揭示豫东地区新石器时代聚落形态、史前社会礼制都有极高的学术价值。
是多元文化融合的典范。王庄遗址此前已入选“2023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对于实证商丘“五千年不断代”文明史意义重大。截至目前,王庄遗址考古发掘共出土各类器物一千余件,主体遗存隶属大汶口文化的同时,又带有仰韶文化、南方屈家岭文化和良渚文化等风格。
所以,王庄遗址成为多元文化交流的熔炉,既受东方海岱地区与中原地区文化影响,还有来自长江流域的史前文化因素,多元文化在王庄并存发展,从而形成自己的特色。
大汶口文化、仰韶文化、屈家岭文化、良渚文化的多元融合清晰展现了“豫东”这一文化通衢的地位,一件件出土器物,一个个发掘成果都见证了5000年前华夏、东夷文化在此碰撞并开花结果。
M27出土象牙雕花器 图源:中国文物报
三、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与包容性
在2023年6月举行的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
如果不从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来认识中国,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国,也不可能理解现代中国,更不可能理解未来中国。五者环环相扣、相辅相成,共同绘制了中华文明的底色。
5000年很短吗?它足以让中华民族从黄帝时代的刀耕火种延续到科技高速发展的当下。
5000年很长吗?我国正式启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后,考古工作者用各种发现实证了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明确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兼容并蓄、绵延不断的总体特征。
在百万年的人类史中,5000年不过是沧海一粟。永城王庄遗址既是现代考古重大发现,更是璨若星河的文化坐标之一,它标志着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不断在探索中前行。
M27出土玉串珠和玉璧 图源:中国文物报
古时的商丘及河南,文化底蕴深厚,5000年前,甚至更早,就开始了中华文明的兼容并蓄之路。如今的河南在厚重中蕴含创新,以文化打底,绵延赓续,用古老的文明和崭新的故事引发一波又一波文旅热潮。这里既有生生不息的历史文脉,更有传统文化的创新表达,用一个个文化IP向全球展示历史悠久又鲜活立体的河南形象。
商丘永城王庄遗址所展现出的其通过文化交流、兼容并蓄而达到经济文化繁荣的历史,也再次启发后人:无论是商丘还是河南,都应抓住特殊的区位和交通优势,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经济和文化产业融合、发展和繁荣。
“读史可以明智,知古方能鉴今”。以考古为手段,阅读历史才能更好感知当下,胸襟和目光也会愈发开阔,从而理解“仰望历史、造就历史、成为历史”的含义。
在这个高度信息化和数字化的时代里,我们的一举一动,留下的影像、文字、音乐等文化印记终将成为中华文脉的一部分,在下一个5000年里变成后人研究的课题和亟待获得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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