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武陟名宦——席葆真
更新时间：2015/1/15 10:01:29 来源：焦作网-焦作晚报
经典山阳
席葆真天生聪慧，天赋异于常人。但不幸的是他幼年丧母，在祖父、祖母和父亲的严格管教下，在同治十二年（公元1873年）高中癸酉科拔贡，并在同治十三年（公元1874年）甲戌年朝考时，得中一等第四名，按惯例随即分发云南试用知县。
席葆真任丽江知县时，与当地的秀才席登秀认为同姓宗亲，给席登秀家挂匾，在丽江传为佳话，据说，此匾一直保存到“文革”前。当地相传，在其任昆明县知县时，一日，外出公干回衙，当行至一集市时，遇市肆火灾。这时席葆真不顾个人安危，亲自驱车前往，督率夫役并亲自参与救火，在其身先士卒的精神感召下，军民个个奋勇扑救，终于将大火扑灭，民众见者无不竖指称赞。
在光绪年间，曾经两次出任乙亥科和丙子科云南乡试同考官。光绪三年，席葆真被钦加二品衔，封大司马，护理丽江府并兼任知府。
席葆真在云南当官时，老家的一个叔伯兄弟到云南投奔他，面黄肌瘦的兄弟向其哭诉了家乡的灾难。原来在当时河南遭受了灾荒，赤野千里，庄稼颗粒不收。他听说后每日忧心忡忡，食不甘味，夜不能寐。最后决定将自己所有积蓄，派人送回老家，用以赈济灾荒。
席葆真当官多年，兢兢业业，政绩卓著，于光绪六年（公元1880年）加封其上三代通奉大夫和诰命夫人。席葆真将自己多年的一些学习心得写成了一部《无聊斋》一卷，启悟后人。光绪六年，河南学政亲自在席葆真的宅邸挂上“拔贡”的牌匾。
1885年初，法国侵略越南北部，占领了我国的一部分土地，清政府启用老将冯子才去收复失地，中越军民齐心杀敌，一鼓作气收复了失地。
当时清廷内一伙人，却在天津同法国代表签订了条约，同意法国的一些过分要求，并同意在中越边界开埠通商，任用法国人修筑铁路等条件。可是，清廷内的一些人却说这是为了大清江山的安稳，为了黎民百姓的福祉。席葆真争论多次，当局就是不更改。席葆真在这样的情况下，要求辞官为民。清廷开始还极力挽留，可后来看到他去意已决，就准许他告老还乡。席葆真墓志铭中所写的“公能临时应变，如是为不可及也，退居林下，耕读自乐”。即是他这一段历史的真实写照。
席葆真前后在云南当官历经12年，当他告老还乡时，乡绅百姓莫不攀辕挽留，挥泪相送，赠万民伞一把。至今云南等地，还有“席公案”的戏在农村上演，可见当地人们对席葆真的爱戴之情。
当席葆真回到故里后，发现父老乡亲对他爱理不理的，他感到百思不得其解。他就问本家一位80多岁的老大娘是何原因，老大娘看他真诚相问，也就将实情相告，原来是他父亲没有把他送回家的赈灾钱款办好，父老乡亲没有得到救济。
当他得知这些情况后，心里感到很是惭愧，觉得无颜再见家乡父老。不久，他悄悄地离开了童贯村，带着自己的家人和书童等人，到了当时的省府开封，在一书院讲书来打发时光。没有多长时间，由于批讲圣贤论著甚是精辟，一时听着众多，他的声誉在开封传开了。后来在开封府的官员一看是席葆真，十分崇敬，随即给他购买了一处宅子，挂上“席公馆”牌匾，让其居住。一时间，他的公馆门前车马不断，拜访的人很多。
席葆真为了不打扰当地的官员和绅士，就给省、府的官员和乡绅说：“家人都听说苏门山风景秀丽，我也想前去游玩一次。”这样席葆真又离开了开封。
席葆真坐火车从开封到新乡下车，雇车前往辉县的苏门山。行至高村，正好遇上在家修养的翰林院王翰林。王翰林就是辉县高村人士，家产颇丰，随即留席葆真在家小住，王翰林十分敬重席葆真的忠直和学识。宴席期间，王翰林看到席葆真的三公子席善衡眉清目秀，仪表不凡，谈吐不俗，心里就十分喜欢。当知道席善衡尚未婚配时，就亲自提媒，将自己待字闺中的女儿嫁给了席善衡。这样一来席王两家喜结秦晋之好，成了儿女亲家。王翰林将自己一处在苏门山上闲置的庄园给席葆真一家居住，席葆真也留恋苏门山的风光，就在这里定居了下来，在苏门山他过上了真正的归隐生活。
其间，其父也曾多次到辉县寻找席葆真，席葆真因故均未相见。席葆真就在辉县苏门山畔，整日于忧国忧民之中，度过了他的晚年。
光绪二十七年（公元1901年），席葆真在辉县苏门山高村去世，临终前，他还念念不忘家乡之事，吩咐两个儿子席善师、席善衡说：“在家乡父老乡亲亟需赈济时，我没有将赈济的事情办好，没有解民于倒悬之中，我对不起他们，心里有愧呀！因而我死后不要给我立碑。”
席葆真去世后，灵柩被运回老家安葬。朝廷得知后，御赐石碑一通，礼部酌派拔贡七品知县邢汝霖撰文，共城名刻靳三友刻写。但席善师和席善衡弟兄俩来了个“草民抗旨”，予以谢绝。
可是石碑既然已经运到童贯村了，也不可能再拉走，就把它放在了童贯村席家的家庙里。此后，这通“无字碑”就在席家庙里静静地躺了一个多世纪。
席家富 草撰 薛更银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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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葆真天生聪慧，天赋异于常人。但不幸的是他幼年丧母，在祖父、祖母和父亲的严格管教下，在同治十二年（公元1873年）高中癸酉科拔贡，并在同治十三年（公元1874年）甲戌年朝考时，得中一等第四名，按惯例随即分发云南试用知县。
席葆真任丽江知县时，与当地的秀才席登秀认为同姓宗亲，给席登秀家挂匾，在丽江传为佳话，据说，此匾一直保存到“文革”前。当地相传，在其任昆明县知县时，一日，外出公干回衙，当行至一集市时，遇市肆火灾。这时席葆真不顾个人安危，亲自驱车前往，督率夫役并亲自参与救火，在其身先士卒的精神感召下，军民个个奋勇扑救，终于将大火扑灭，民众见者无不竖指称赞。
在光绪年间，曾经两次出任乙亥科和丙子科云南乡试同考官。光绪三年，席葆真被钦加二品衔，封大司马，护理丽江府并兼任知府。
席葆真在云南当官时，老家的一个叔伯兄弟到云南投奔他，面黄肌瘦的兄弟向其哭诉了家乡的灾难。原来在当时河南遭受了灾荒，赤野千里，庄稼颗粒不收。他听说后每日忧心忡忡，食不甘味，夜不能寐。最后决定将自己所有积蓄，派人送回老家，用以赈济灾荒。
席葆真当官多年，兢兢业业，政绩卓著，于光绪六年（公元1880年）加封其上三代通奉大夫和诰命夫人。席葆真将自己多年的一些学习心得写成了一部《无聊斋》一卷，启悟后人。光绪六年，河南学政亲自在席葆真的宅邸挂上“拔贡”的牌匾。
1885年初，法国侵略越南北部，占领了我国的一部分土地，清政府启用老将冯子才去收复失地，中越军民齐心杀敌，一鼓作气收复了失地。
当时清廷内一伙人，却在天津同法国代表签订了条约，同意法国的一些过分要求，并同意在中越边界开埠通商，任用法国人修筑铁路等条件。可是，清廷内的一些人却说这是为了大清江山的安稳，为了黎民百姓的福祉。席葆真争论多次，当局就是不更改。席葆真在这样的情况下，要求辞官为民。清廷开始还极力挽留，可后来看到他去意已决，就准许他告老还乡。席葆真墓志铭中所写的“公能临时应变，如是为不可及也，退居林下，耕读自乐”。即是他这一段历史的真实写照。
席葆真前后在云南当官历经12年，当他告老还乡时，乡绅百姓莫不攀辕挽留，挥泪相送，赠万民伞一把。至今云南等地，还有“席公案”的戏在农村上演，可见当地人们对席葆真的爱戴之情。
当席葆真回到故里后，发现父老乡亲对他爱理不理的，他感到百思不得其解。他就问本家一位80多岁的老大娘是何原因，老大娘看他真诚相问，也就将实情相告，原来是他父亲没有把他送回家的赈灾钱款办好，父老乡亲没有得到救济。
当他得知这些情况后，心里感到很是惭愧，觉得无颜再见家乡父老。不久，他悄悄地离开了童贯村，带着自己的家人和书童等人，到了当时的省府开封，在一书院讲书来打发时光。没有多长时间，由于批讲圣贤论著甚是精辟，一时听着众多，他的声誉在开封传开了。后来在开封府的官员一看是席葆真，十分崇敬，随即给他购买了一处宅子，挂上“席公馆”牌匾，让其居住。一时间，他的公馆门前车马不断，拜访的人很多。
席葆真为了不打扰当地的官员和绅士，就给省、府的官员和乡绅说：“家人都听说苏门山风景秀丽，我也想前去游玩一次。”这样席葆真又离开了开封。
席葆真坐火车从开封到新乡下车，雇车前往辉县的苏门山。行至高村，正好遇上在家修养的翰林院王翰林。王翰林就是辉县高村人士，家产颇丰，随即留席葆真在家小住，王翰林十分敬重席葆真的忠直和学识。宴席期间，王翰林看到席葆真的三公子席善衡眉清目秀，仪表不凡，谈吐不俗，心里就十分喜欢。当知道席善衡尚未婚配时，就亲自提媒，将自己待字闺中的女儿嫁给了席善衡。这样一来席王两家喜结秦晋之好，成了儿女亲家。王翰林将自己一处在苏门山上闲置的庄园给席葆真一家居住，席葆真也留恋苏门山的风光，就在这里定居了下来，在苏门山他过上了真正的归隐生活。
其间，其父也曾多次到辉县寻找席葆真，席葆真因故均未相见。席葆真就在辉县苏门山畔，整日于忧国忧民之中，度过了他的晚年。
光绪二十七年（公元1901年），席葆真在辉县苏门山高村去世，临终前，他还念念不忘家乡之事，吩咐两个儿子席善师、席善衡说：“在家乡父老乡亲亟需赈济时，我没有将赈济的事情办好，没有解民于倒悬之中，我对不起他们，心里有愧呀！因而我死后不要给我立碑。”
席葆真去世后，灵柩被运回老家安葬。朝廷得知后，御赐石碑一通，礼部酌派拔贡七品知县邢汝霖撰文，共城名刻靳三友刻写。但席善师和席善衡弟兄俩来了个“草民抗旨”，予以谢绝。
可是石碑既然已经运到童贯村了，也不可能再拉走，就把它放在了童贯村席家的家庙里。此后，这通“无字碑”就在席家庙里静静地躺了一个多世纪。
席家富 草撰 薛更银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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