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司马芳残碑
更新时间:2017-3-24 9:23:36 来源:焦作晚报
司马防是司马懿的父亲,《三国志注·魏书十五》记载:“父防,字建公,性质直公方,虽间居宴处,威仪不忒。雅好汉书名臣列传,所讽诵者数十万言。少仕州郡,历官洛阳令、京兆尹,以年老转拜骑都尉。养志闾巷,阖门自守。诸子虽冠成人,不命曰进不敢进,不命曰坐不敢坐,不指有所问不敢言,父子之间肃如也。年七十一,建安二十四年终。有子八人,朗最长,次即晋宣皇帝也。”《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注引《曹瞒传》:“为尚书右丞司马建公所举。及公为王,召建公到邺,与欢饮,谓建公曰“孤今日可复作尉否?”建公曰:“昔举大王时,适可作尉耳。”王大笑。建公名防,司马宣王之父。“由这两则历史文献记载可知,司马防字建公,东汉末年历官尚书右丞、洛阳令、京兆尹,以年老转拜骑都尉。
1952年西安市西大街下水道沟工程中,发现一通《司马芳碑》,出土时只有碑石上半,且已裂为三块。残长106厘米,宽98厘米。篆额“汉故司隶校尉京兆尹司马君之碑颂”四行、十五字。碑阳十六行,中间两行损泐,存一百四十二字。碑阴上部十四行刻属吏名单,下部十八行残不成文,可识者四十一字。此碑现藏西安碑林博物馆,是国家一级文物。碑文载:“君讳芳,字文豫,河内温……”,“显考儁,以资望之重,识……”与《晋书·宣帝纪》相校,芳的官职、族望以及卒年,与司马防俱合。故专家一致认为此碑即司马懿之父司马芳之碑,毋庸置疑。可是碑上所载是“君讳芳,字文豫”,而《晋书》、《三国志》均记载为司马防,字建公。如果名字“芳”,“防”二字有可能是同音误传,那么表字“文豫”和“建公”则相差太远了。根据碑文末行刻“晋故扶风王六世孙宁远将军乐陵侯追……”,显然这块碑为司马氏后世子孙所立,那不至于不清楚先人名讳。《三国志》、《晋书》都记载司马懿之父名司马防字建公,特别是《三国志》,是西晋史学家陈寿所著,成书时间于司马氏当政时期,对于西晋皇室祖先司马防的名字应当也不致弄错。杨励三先生认为史传中的写法是司马彪为了避曹芳讳而改写,不过根据现有材料并不能证明司马彪撰《续汉书》成书于魏末,而且《晋书·宣帝纪》中司马懿之父亦写作司马防,可见碑文作司马芳的原因并非是避讳而产成的,可能有着别的原因。这个令人困惑的问题目前无解,只能等将来发现新的文物或文献资料来解释了。
目前对于司马芳残碑的讨论焦点是其刻立年代问题。史学界对此碑的年代有五种观点:汉碑说、三国说、曹魏说、东晋说、北魏说。目前关于北魏说的支持最众,杨励三先生认为题衔中的乐陵侯指的是北魏时期的司马准,故定该碑为北魏时所立。路远先生根据司马准降魏时间和其卒年,进一步指出此碑刻立年代在公元430年至454年之间。殷宪利先生用碑阴下部残存的文字内容,认为此碑应刻立于太平真君元年(440年)。西安碑林博物馆王庆卫通过《司马芳残碑》的物质形态和文本形态,对此碑进行了深入考察研究和分析判断。认为此碑最初刻于东汉晚期,是司马芳去世后其门生故吏所立的纪念性质的碑刻。但《司马芳残碑》碑额浅浮雕螭首,这种形制不会是汉碑所有,而是东晋以后的石碑式样,是由汉代碑晕向隋唐高浮雕螭首演变时期的典型风格。碑额的篆字同北魏早期的碑额篆字颇相似,碑阳文字介于隶楷之间,碑文主体和末行书法虽有所不同,不过总体都显示出了北魏早期铭刻体的基本特点。据此可知碑阳的主体文字和题衔书艺的差异应当是当时刻意为之的,是为了说明这两种文本不同的来源。所以王庆卫论断,认为司马芳残碑在物质属性上整体文字均刊刻于北魏早期;文本属性上有两个方面,碑文主体和属吏属于汉末内容,题衔和碑阴下部的司马氏世系文字属于北魏时期,总体来说此碑应该是初刻于汉末,到了北魏时期司马准又重新刻石,重刻于太平真君六年(445年),不过在内容上增加了题衔和司马氏世系的文字部分。
东晋晚期朝政实权被刘裕掌控,皇族司马氏被刘裕迫害屠杀,一些司马氏皇族逃出东晋,投奔北魏,受到北魏王朝的欢迎和重视。此时北魏统一北方,强调自己的正统地位,能得到西晋皇族的承认和拥戴,自然是有利于其政权的合法性和稳定性。另一方面司马氏皇族投奔北魏,也需要确立自己的西晋正统皇室后裔身份,确立自己的世家大族地位,才能在北魏得到稳固和发展。而重刻树立祖先的碑刻就成为最重要的证明方式之一。司马景之、司马准兄弟在东晋明元帝时期投奔北魏,同时奔魏的还有司马楚之,受到北魏朝廷的重视和礼遇。司马准是司马懿的七世孙,司马楚之是司马懿弟司马馗的八世孙,司马防是他们的共同先祖,北魏诸司马氏众人为诉求共同利益,他们选择了司马防这位共同的先祖立碑。选择在长安立碑,不仅因为司马防原碑刻立于此,而且关中初定,通过司马氏立碑的行为,亦可以为北魏朝廷稳定关中地区的统治秩序有所助益。碑阴下部有“茔十二”、“阙”等字样,似乎说明当时不仅仅是立碑行为,同时还有着系列的建筑营建活动进行。
《司马芳残碑》无论是初刻于汉末还是北魏重刻,这都是目前所知最早的司马家族人物碑刻,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研究价值和书法艺术价值。
1952年西安市西大街下水道沟工程中,发现一通《司马芳碑》,出土时只有碑石上半,且已裂为三块。残长106厘米,宽98厘米。篆额“汉故司隶校尉京兆尹司马君之碑颂”四行、十五字。碑阳十六行,中间两行损泐,存一百四十二字。碑阴上部十四行刻属吏名单,下部十八行残不成文,可识者四十一字。此碑现藏西安碑林博物馆,是国家一级文物。碑文载:“君讳芳,字文豫,河内温……”,“显考儁,以资望之重,识……”与《晋书·宣帝纪》相校,芳的官职、族望以及卒年,与司马防俱合。故专家一致认为此碑即司马懿之父司马芳之碑,毋庸置疑。可是碑上所载是“君讳芳,字文豫”,而《晋书》、《三国志》均记载为司马防,字建公。如果名字“芳”,“防”二字有可能是同音误传,那么表字“文豫”和“建公”则相差太远了。根据碑文末行刻“晋故扶风王六世孙宁远将军乐陵侯追……”,显然这块碑为司马氏后世子孙所立,那不至于不清楚先人名讳。《三国志》、《晋书》都记载司马懿之父名司马防字建公,特别是《三国志》,是西晋史学家陈寿所著,成书时间于司马氏当政时期,对于西晋皇室祖先司马防的名字应当也不致弄错。杨励三先生认为史传中的写法是司马彪为了避曹芳讳而改写,不过根据现有材料并不能证明司马彪撰《续汉书》成书于魏末,而且《晋书·宣帝纪》中司马懿之父亦写作司马防,可见碑文作司马芳的原因并非是避讳而产成的,可能有着别的原因。这个令人困惑的问题目前无解,只能等将来发现新的文物或文献资料来解释了。
目前对于司马芳残碑的讨论焦点是其刻立年代问题。史学界对此碑的年代有五种观点:汉碑说、三国说、曹魏说、东晋说、北魏说。目前关于北魏说的支持最众,杨励三先生认为题衔中的乐陵侯指的是北魏时期的司马准,故定该碑为北魏时所立。路远先生根据司马准降魏时间和其卒年,进一步指出此碑刻立年代在公元430年至454年之间。殷宪利先生用碑阴下部残存的文字内容,认为此碑应刻立于太平真君元年(440年)。西安碑林博物馆王庆卫通过《司马芳残碑》的物质形态和文本形态,对此碑进行了深入考察研究和分析判断。认为此碑最初刻于东汉晚期,是司马芳去世后其门生故吏所立的纪念性质的碑刻。但《司马芳残碑》碑额浅浮雕螭首,这种形制不会是汉碑所有,而是东晋以后的石碑式样,是由汉代碑晕向隋唐高浮雕螭首演变时期的典型风格。碑额的篆字同北魏早期的碑额篆字颇相似,碑阳文字介于隶楷之间,碑文主体和末行书法虽有所不同,不过总体都显示出了北魏早期铭刻体的基本特点。据此可知碑阳的主体文字和题衔书艺的差异应当是当时刻意为之的,是为了说明这两种文本不同的来源。所以王庆卫论断,认为司马芳残碑在物质属性上整体文字均刊刻于北魏早期;文本属性上有两个方面,碑文主体和属吏属于汉末内容,题衔和碑阴下部的司马氏世系文字属于北魏时期,总体来说此碑应该是初刻于汉末,到了北魏时期司马准又重新刻石,重刻于太平真君六年(445年),不过在内容上增加了题衔和司马氏世系的文字部分。
东晋晚期朝政实权被刘裕掌控,皇族司马氏被刘裕迫害屠杀,一些司马氏皇族逃出东晋,投奔北魏,受到北魏王朝的欢迎和重视。此时北魏统一北方,强调自己的正统地位,能得到西晋皇族的承认和拥戴,自然是有利于其政权的合法性和稳定性。另一方面司马氏皇族投奔北魏,也需要确立自己的西晋正统皇室后裔身份,确立自己的世家大族地位,才能在北魏得到稳固和发展。而重刻树立祖先的碑刻就成为最重要的证明方式之一。司马景之、司马准兄弟在东晋明元帝时期投奔北魏,同时奔魏的还有司马楚之,受到北魏朝廷的重视和礼遇。司马准是司马懿的七世孙,司马楚之是司马懿弟司马馗的八世孙,司马防是他们的共同先祖,北魏诸司马氏众人为诉求共同利益,他们选择了司马防这位共同的先祖立碑。选择在长安立碑,不仅因为司马防原碑刻立于此,而且关中初定,通过司马氏立碑的行为,亦可以为北魏朝廷稳定关中地区的统治秩序有所助益。碑阴下部有“茔十二”、“阙”等字样,似乎说明当时不仅仅是立碑行为,同时还有着系列的建筑营建活动进行。
《司马芳残碑》无论是初刻于汉末还是北魏重刻,这都是目前所知最早的司马家族人物碑刻,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研究价值和书法艺术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