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元、明、清时期，由于国家统一、政治稳定、经济发展，焦作的采煤业进入大发展的鼎盛时期。
元朝，由于国家重视和发展采煤业，民间土窑有了很大发展，煤炭成为普遍采用的燃料。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于公元1275年来到中国，在全国各地游历了17年，回国后写了《马可·波罗游记》，又名《东方见闻录》。马可·波罗在书中说：“整个契丹省到处都有一种黑色石块，它挖自矿山，在地下呈脉状延伸。一经点燃，其效力和木炭一样，火焰却比木炭更大更旺，甚至从夜晚燃到天明仍不会熄灭。这种石头，除非先将小块点燃，否则平时并不着火。若一旦着火，就会发出巨大的热量。”书中的“契丹”指的是中国，“黑色石块”指的是煤炭。这种“黑色石块”到处都有，说明当时煤炭产地很广泛，人们生活用煤很普遍，同时也说明13世纪的欧洲还根本不懂煤炭是什么东西，而将其说成“黑色石块”。当时，焦作李封一带生产煤炭的小煤窑是相当普遍的。元至元十七年（公元1280年），曾任京兆提学、集贤大学士兼国子祭酒的许衡告老还乡，看到李封村星罗棋布的煤窑，感慨地说这里是“卧牛之地，日进斗金”，说明当地人民已把煤炭生产作为生活的重要收入。
17世纪中叶，明朝科学家宋应星所著《天工开物》一书，系统记载了我国古代煤炭开采技术，包括地质、开拓、采煤、支护、通风、提升以及瓦斯排放等技术，说明当时的采煤业已发展到一定规模了。《明一统志》记载：“河南所属十四州县，皆出石炭。”明《寰宇通志》更明确地列出“煤炭……俱河内出”。当时的修武县属于河内怀庆府。
进入清代，焦作的采煤业发展更快。道光七年（公元1827年），修武（今焦作东郊）“李河、马村一带就有小煤窑八百多个；采煤工人多属雇用，人日工资约一百五十文钱”。焦作东郊庙河村在老君庙中立的道光七年(公元1827年)《创建拜殿志》碑文中记载：“(太)行山为中州名岳，其中足以赖者，惟煤为最，而是庙之阴，从未闻行窑之说者，丙戌冬杨□□广业者，因山势以度地利，纠众集合在庙北里许，创打煤桶十数只，吾乡颇利之。”一个只有几十户的村落，就开凿煤窑十几个，可想当时煤窑之多。据史料记载：修武县东关古驿站“武安驿”是煤炭的集散地。在道光年间，修武东关到刘桥聚集着大小煤行十八九家，运煤车昼夜不停，每天吞吐煤炭十余万斤。从东关码头经过运粮河直达天津，行销各地，“武安驿”成为焦作煤炭最红火的集散地。
公元1868年至1872年，德国著名地质学家李希霍芬七次来到中国进行勘探调查。其所著《中国——亲身旅行和据此所作研究的成果》一书中，比较详细地描述了河内(今沁阳)、修武两县土窑开采的盛况：“煤区东起修武，西达济源，中心为清化镇(今博爱)。”在《李希霍芬中国旅行报告书》中有标题为《太行山脚下的无烟煤矿》，则比较详细地介绍了焦作的煤窑状况：“太行山的斜坡沿着近乎直线向下至怀庆府平原，在山脚和平原之间有一些低山带，它们是太行山重要的煤窑所在地。这些地方开采的煤和山西东部(指阳泉)的无烟煤同样以坚硬、干净、有光泽而著称。从所处位置来看，清化镇的煤比山西的煤开采运输更便利。清化镇的煤田区域大约长20里、宽5里，煤层厚度4～30英尺，平均厚度超过12英尺。这里大约有100个垂直矿井，井深120～400英尺。矿井的形状都是圆柱形的，井口直径5英尺。提升靠的是8个人才能转动的大辘轳，煤炭在大篮子里，大篮子的边用柳条固定。每个篮子能装120～130斤煤炭，每次提升间隔时间为3分钟。最大的煤窑日产煤炭70吨。随着季节的变化，煤窑用工的数量和煤炭的产量随着减少和增加。这一地区的煤炭开采没有任何值得一提的竞争对手，并且有现成的销售市场。煤炭的购买者首选是怀庆府内众多的居民，然后是沿黄河区域的居民，还有沿着渭河(卫河)到道口一带的居民。”
李希霍芬对怀庆府河内、修武煤炭产区的调查和报告比较详细地记载了土窑的开采、产量、提升、销售、运输等状况，是很珍贵的煤炭史料，对研究焦作煤矿史有着重要价值。（未完待续）
（作者系河南理工大学退休教授、煤炭开发史研究专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