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朝，中国文化的又一次高峰期
更新时间：2023-10-13 10:45:29 来源：焦作晚报
经典山阳
司马懿雕像。王义晋 摄
晋朝被称为我国历史上的又一次“百家争鸣”，中国现代文化巨人鲁迅称在这一时期中国文学步入了“自觉”。这一历史时期的确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思想、文化大发展时期。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除了思想文化自身发展的规律在起作用之外，范文澜先生指出：“西晋士族，生活是优裕的，礼法的束缚是疏松的，全国统一以后，闻见也比三国分裂时扩大了。这些，使得一部分士族中人有条件去从事文化事业。西晋一朝虽极短促，但文化上成就却是巨大的！”
崇儒兴学
晋武帝司马炎虽然比不上曹氏父子在文学方面的建树，但他尊重知识，力促文化发展。他登上皇位以后，对文化人的政策比较宽松，而且多次下诏，从各方面促进文化发展，许多儒学大家、文学家、史学家及各种文化人才，都能在朝中做官。
国子学作为中国封建时代的教育管理机关和最高学府，晋朝是中国封建社会最早设立国子学的朝代。
国子学与太学不同，是更高一级的国家学府，相当于现在的高等教育和大学，以政府官员和贵族子弟为教育对象。隋朝时改称国子监，以后一直延续到清朝。清朝设立宗学，教育皇族，也是在国子学基础上才得以进一步发展。
晋朝建立之初，晋武帝下诏任命庾勇、秦秀等19人为博士，以张华、刘实为太常之官，负责兴建太学。史书记载：“世祖武皇帝应运登禅，崇儒兴学。经始明堂，营建辟雍，告朔班政，乡饮大射。西阁东序，《河图》秘书禁籍。台省有宗庙太府金墉故事，太学有石经古文先儒典训。”
西晋咸宁四年（公元278年），“武帝初立国子学。定置国子祭酒、博士各一人，助教十五人，以教生徒。博士皆取履行清淳、通明典义者，若散骑常侍、中书侍郎、太子中庶子以上，乃得召试”。由于晋武帝对文化教育的重视，倡导宗室戚属学习文化、礼仪，对文化人多有关怀、鼓励及提携。一时之间，“九州之中，师徒相传，学士如林”，太学生达3000人之多。
晋武帝出身于儒学世家，自然对儒学投以极大的关注。他在位期间，儒学得到快速发展，其代表人物和成果是傅玄及其所撰《傅子》。
傅玄，字休奕，是一位卓有声望的儒学家。傅玄除著有《傅子》外，还有文集百余卷传世。《傅子》分为内、外、中篇，共4部6录，合140首，数十万言。司空王沈看了他写就的内篇时评价说：言辞丰富道理充实，经纶政体，存重儒教，足以阻止杨墨的偏颇，比肩于以往的孔孟之说。
唐朝魏征在他的《群书治要》一书中，曾摘引了《傅子》的不少篇章及观点，对后世影响颇大。
傅玄在哲学思想上继承了《易经》的元气说和阴阳关系说，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因素，他强调人的作用，并注重事实，并把自己的儒学思想融于为官实践当中，主张“贵本”发展农业生产、提高效率、精简职位、广罗人才、任人之专。他的诸多奏章，依据事实，用语峻急，弹劾不留情面，受到晋武帝称赞和赏识。
文学兴盛
自东汉建安以来，文学在西晋太康年间又一次出现高峰时期。
两晋的知识分子，都喜谈老庄的虚无和佛家的性灵。山涛、阮籍、嵇康、向秀、阮咸、刘伶、王戎相与为竹林之游。肆意酣畅，放胆浮虚，纵酒任性，不遵礼节，不与世事，世称“竹林七贤”。
建安文学之后是正始文学，其代表是“竹林七贤”中的嵇康和阮籍。他们在诗歌和散文方面都很有成就。嵇康最著名的诗歌是《幽愤诗》，写得情真意深、恳切清峻；散文的代表作是《与山巨源绝交书》。阮籍的父亲是“建安七子”之一的阮瑀，阮籍在文学上主要以诗《咏怀诗》等传世，诗风质朴自然。
东晋虽非中国史上政权强盛的时期，却为文学艺术极为兴盛的时代。东晋偏安江南，国都建康（今江苏南京）成为文化中心，各类诗文歌赋大盛于东晋，也流行了骈文。著名的中国四大民间传说之一——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背景就发生在东晋时期。
西晋太康期间的诗人主要有张载、张协、张亢、陆机、陆云、潘岳、潘尼、左思等，史有“三张、二陆、两潘、一左”之说。其中陆机、左思成就最高，潘岳次之。
陆机，字士衡，是东吴名臣陆逊的孙子。陆机的诗歌讲究词藻和对偶，代表作有《赴洛道中作》《门有车马客行》等。有人评价他的诗作：“若排沙简金，往往见宝。”
左思，字太冲，诗作仅存14首，其中8首《咏史》较为有名。潘岳，字安仁，才名冠世。后人评价“潘诗烂若舒锦，无处不佳”，仅就其辞藻华丽而言，自然有所溢美，但其诗作有些的确可称上乘。
同一时期，还有诸如傅玄的《豫章行苦相篇》、张华的《情诗》、郭璞的《游仙诗》、刘琨的《重赠卢谌》《扶风歌》等均为传世之作。
东晋由于统治者安于江南，门阀大族多致力于南方的庄园经营。北方大族及大量汉族人口迁徙江南，使得江南的名士与渡江的中原人士有了更多的交流机会，促进了社会文化的发展。
从曹魏开始，中国的文学发展一直在大步前进，其中以东晋年间的诗文最为著名。如山水诗人谢灵运、田园诗人陶渊明等人，他们对旧体诗进行了改革，为后来隋、唐的诗文创作打下了一定基础。
太康文学，除了诗歌外，还有一种体裁的文学作品，这就是赋，而且赋的成就比诗歌还大。
赋的创作，以左思的《三都赋》(《蜀都》《吴都》《魏都》）成就最高。左思在创作《三都赋》时，构思10年，门庭、花园甚至厕所里都摆有笔纸，遇得一句，立刻写下。赋写成之后，张载、刘逵为其作注、序，张华则称赞其“使读之者尽有余，久而更新”，引得豪贵之家竞相传阅。当初陆机至洛阳后也曾想写些赋，听说左思正在“闭门创作”，他拍着手掌取笑说等左思赋成，用它来盖酒瓮。可等左思写出，他看后叹服，认为己所不及，遂停笔不写。
《三都赋》不仅承袭了汉赋的文辞华丽、铺排壮观的特点，而且独具自身写实的特点，去掉了汉赋极饰夸张的写作手法，读后便可从中得知当时的经济、社会状况，故而独成一家。
除了左思的《三都赋》外，陆机作有《文赋》，该文实质是以赋的形式阐述作文为章的方法，颇多精当见解，是我国古代文艺理论中的重要著述。潘岳作有《闲居》《秋兴》二赋，写出了清悠闲适的格调，又有《射雉》《笙》二赋，状物抒情，细致精巧，文辞俊美，属风流洒脱之作。
书法艺术
人们都知道晋朝的书法水平很高，而晋朝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最早把书法作为教育课程普及的朝代，并且最早设立了书博士传授书法，书法艺术在晋朝有重要发展。晋武帝极为重视书法艺术，专门立书博士，设弟子员，教习书法，以钟繇、胡昭两人为标准。范文澜先生评述说:“东汉末后刘德升首创行书体，钟、胡得刘德升传授，都擅长行书。钟繇真书(楷书)尤独擅盛名。行书真书在各书体中是最合实用的书体，书博士规定以钟、胡为法，符合书体进步的趋势。”
《平复帖》是西晋文学家、书法家陆机创作的草隶书法作品，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名家法帖，享“皇帖”之尊，得“墨皇”之冠，现为北京故宫博物院镇馆之宝，中国文物中的“镇国之宝”。明代董其昌拜观《平复帖》：“右军（王羲之）以前，钟繇以后，唯此数行，为稀世之宝。”
胡昭，字孔明，和钟繇、邯郸淳、卫觊、韦诞等书法家齐名，“尺牍之迹，动见模楷焉”。《高士传》还记载了他与布衣时的司马懿有交情。时有人谋害司马懿，他以诚心感人，阻止了谋害行为，却始终缄口不言，司马懿本人都不知此事。
在晋武帝时代，出现了索靖、卫瓘及卫瓘之子卫恒等书法名家。
索靖，字幼安，今甘肃省敦煌人。他在少年时代即出类拔萃，与乡里的其他四人一起进入太学，驰名海内，号称“敦煌五龙”，晋武帝擢任他为尚书郎。
位于温县招贤乡的温国故城遗址。 王义晋 摄
索靖和尚书令卫瓘在当时都以擅长草书而知名，晋武帝很喜爱他们。就两人的特点而言，卫瓘书法的笔功胜于索靖，索靖则在楷法上远胜于卫瓘。
卫瓘的儿子卫恒，字巨山，曾任尚书郎、秘书丞、黄门郎等职。他擅长草书和隶书，并撰有《四体书势》，历述书法发展的过程，为书法理论的名篇。
西晋时期的书法艺术，上承钟繇、胡昭，下启“书圣”王羲之及王献之，从而促进东晋成为我国书法艺术史上最灿烂的时期之一。
王羲之字逸少，有“书圣”之称。历任秘书郎、宁远将军、江州刺史，后为会稽内史，领右将军。其书法兼善隶、草、楷、行各体，精研体势，心摹手追，广采众长，备精诸体，冶于一炉，摆脱了汉魏笔风，自成一家，影响深远。代表作《兰亭序》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在书法史上，他与其子王献之合称为“二王”。
史学成就
史学也是晋武帝司马炎较为重视的一个学科。西晋咸宁五年(公元279年)，汲郡人盗挖战国时魏襄王墓，得竹简古书数十车。其中有魏国史书《纪年》13篇，记夏朝以来至魏襄王事；另还有《穆天子传》6卷，记周穆王游行四海事，其他各种书数十篇。竹书文字奇特，简札又错乱无次序。晋武帝下令卫恒整理竹书，改写为今文。卫恒去世后，束皙接任后完成整理工作，并作考证，《竹书纪年》和《穆天子传》得传于世。
西晋史学家司马彪则根据《竹书纪年》驳斥三国时期蜀汉学者谯周的《古史考》。谯周认为司马迁《史记》采百家杂说，所记周、秦以上事多与正经不合，特做《古史考》25篇纠《史记》的谬误。司马彪还撰写了《续汉书》80篇，以翔实见称。其中八志叙述东汉制度，梁刘昭分八志为30卷，并为作注，附宋范晔《后汉书》。《后汉书》因此有“志”，和《史记》《汉书》相配。
三国蜀汉至西晋官员、史学家陈寿于西晋泰始十年(274年)开始编著《三国志》。《三国志》是我国重要的一部史籍。北魏的崔浩评价说：“陈寿《三国志》，有古良史之风。其著述文义典正，皆扬于王庭之言，微而显，婉而成章，班、史以来，无及寿者。”
《三国志》的缺点是过于简略。刘宋大臣、史学家裴松之作了注和补，征引汉魏以至六朝著述一百几十种；注、补首尾完整，并考订异同，补足了陈寿的简略，使《三国志》在正史中获得一流地位。
作为一部杂史、杂记、杂考之书，西晋张华的《博物志》也值得赞举。该著述的特点是记载了不少故事性很强的非地理博物性传说，大大超出了《山海经》《神异经》等所载的内容范围。书中所记的杂考、杂说、杂物、杂事以前多散见于已散失的各类古籍里，经该书采撷得以流传于世。
绘画创作
在绘画创作方面，晋朝有顾恺之、荀勖、王协、张墨等人。顾恺之（348年至409年），字长康，画家、绘画理论家、诗人。顾恺之博学多才，擅诗赋、书法，尤善绘画。时人称之为三绝：画绝、文绝和痴绝。东晋政治家谢安深重之，以为苍生以来未之有。顾恺之作画，意在传神，其“迁想妙得”“以形写神”等论点，为中国传统绘画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其所绘《女史箴图》在中国绘画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原作已失，现存唐代摹本收藏于大英博物馆，故宫博物院另藏有宋代摹本。
佛教繁荣
唐代诗人杜牧有诗云：“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中国佛教寺庙的大量兴建，其实始于西晋。当时全国有寺庙42处，仅洛阳就有白马寺、东华寺、菩萨寺等名刹10处。
晋朝的时候，由于流行清谈，僧侣就在清谈时将佛理传播给士大夫，使佛教得以传播。南、北方佛教到后来形成不同学风，北方重行业，崇尚禅学、律学及净土六信仰；南方重义理明、注重在涅槃佛性的探讨。
东晋净土宗高僧慧远提倡译经，与名僧鸠摩罗什交流译本。他擅长儒学，力谋佛、玄、儒融合，促使佛教中国化，最后成为净土宗的祖师之一。
东晋名僧法显是中国首位西行求法的僧侣，他于东晋隆安三年（公元399年）自长安出发，经西域抵北天竺、狮子国及中天竺。取得梵本戒律后，东晋义熙十年（公元414年）经海路返抵建康（今江苏南京）。他与同伴大量翻译经文，并将旅途见闻写成《佛国记》，成为研究西域及印度史的重要作品。
道教发展
晋朝初期，道教的架构、章法尚未形成，受到佛教散播的刺激，道教加速吸取儒玄思想，直到东晋中期发生改革，北方道教注重功德及道规，南方道教则注重经法及义理，逐步形成组织化的宗教体制。
晋朝，门阀士族信奉道教的家族很多出现了所谓道教世家，如南方的琅琊王氏、兰陵萧氏、高平郗氏，北方的清河崔氏、京兆韦氏，并逐步进入到上层社会，成为精神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至东晋时，道教逐渐从低谷中崛起，其表现之一，以倡导神仙道教的理论家和实践家葛洪所著的《抱朴子·内篇》为标志，充实和发展了道教学说，在道教思想教义的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表现之二，继葛洪之后，又出现了传授经系而形成的上清、灵宝、三皇等道教经箓派。《上清经》系是由晋代女道士巍华存创始，由杨羲、许谧共同完成的，其主要经书为《上清大洞真经》及《黄庭经》等。这是继葛洪之后对道教的又一次改革和发展，它为道教茅山宗的形成奠定了基础。灵宝派以重视符箓科教和斋戒仪轨，成为东晋末年很有社会影响的大道派，后衍变为阁皂宗。这些道教理论著作，对文学、艺术多有贡献。同时道教的炼丹及养生术包含了化学、医学、生物学等方面的知识和成就，对科学技术的发展具有积极贡献。
医学成就
晋朝，医学有王叔和与他的《脉经》较为有名，同时医学家皇甫谧奠定了针灸学科的理论，被后世誉为“针灸鼻祖”。1600多年来，它为针灸医生提供了临床治疗的具体指导和理论根据。此书也传到国外，受到各国，特别是日本和朝鲜的重视。
科学技术
其他文化门类如物理、天文、地图学和地理学等科学技术领域，在晋朝都有重要发展。晋朝是古代最早发现岁差的朝代，东晋天文学家虞喜发现的岁差为后来测量、计算更精确的历法打下基础。后来，南北朝时期杰出的天文学家祖冲之在编订新历法时首次把岁差的理论付诸实践。哲学有名家杨泉及其著述《物理论》。物理学有张华对共鸣现象的发现和荀勖对音律的研究。天文学方面，虞耸著有《穹天论》，太史令陈卓编订的星图汇集了283宫，总计1464颗星，是古代重要的天文资料，建立的天宫体系长期作为天文学基础。在地图学与地理学领域，裴秀首次制定了六法制图的标准，为绘制更精确的地图打下基础。他于西晋泰始七年(公元271年)创制《禹贡地域图》18篇，开创了中国古代地图绘制学。英国学者李约瑟称其为“中国科学制图学之父”，为了纪念这位中国地图科学创始人而设立的“裴秀奖”，现每两年评选一次，这是中国地图学界最高奖项。
从全球化的视野来看，西晋太康年间的中国是与西方罗马帝国并列的大国，在世界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当时，由于2至5世纪世界性气候转冷，给世界格局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全球北方部落被迫向暧温的南方进行迁徙。但就中国而言，仅造成东西两晋南北朝及其间五胡十六国的混乱，而在欧洲则导致了罗马帝国的灭亡及迄今仍令欧洲人痛苦不堪的碎片化版图，至今没有实现过统一。也就是说，罗马已建立的大一统组织体系的瓦解，是造成罗马之后欧洲发展落后于东方中国的关键。美国历史学家弗雷德里克·J·梯加特在分析这一时期历史事件时认为：“要了解总的欧亚大陆的历史，或者单纯地了解欧洲历史，就必须将中国历史推到幕前。”
故此，晋朝在中古史乃至世界史上均是一个重大的转折时期。特别是西晋时期，由于国家统一，社会安定，加之晋武帝推行了有利于发展的一系列政策和措施，遂出现了经济与文化繁荣昌盛的局面，被史学家称为“太康之治”。可以说，晋朝在中国乃至世界思想文化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篇章，是一个有贡献的历史时期，这是毫无疑问的。
□王呈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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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懿雕像。王义晋 摄
晋朝被称为我国历史上的又一次“百家争鸣”，中国现代文化巨人鲁迅称在这一时期中国文学步入了“自觉”。这一历史时期的确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思想、文化大发展时期。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除了思想文化自身发展的规律在起作用之外，范文澜先生指出：“西晋士族，生活是优裕的，礼法的束缚是疏松的，全国统一以后，闻见也比三国分裂时扩大了。这些，使得一部分士族中人有条件去从事文化事业。西晋一朝虽极短促，但文化上成就却是巨大的！”
崇儒兴学
晋武帝司马炎虽然比不上曹氏父子在文学方面的建树，但他尊重知识，力促文化发展。他登上皇位以后，对文化人的政策比较宽松，而且多次下诏，从各方面促进文化发展，许多儒学大家、文学家、史学家及各种文化人才，都能在朝中做官。
国子学作为中国封建时代的教育管理机关和最高学府，晋朝是中国封建社会最早设立国子学的朝代。
国子学与太学不同，是更高一级的国家学府，相当于现在的高等教育和大学，以政府官员和贵族子弟为教育对象。隋朝时改称国子监，以后一直延续到清朝。清朝设立宗学，教育皇族，也是在国子学基础上才得以进一步发展。
晋朝建立之初，晋武帝下诏任命庾勇、秦秀等19人为博士，以张华、刘实为太常之官，负责兴建太学。史书记载：“世祖武皇帝应运登禅，崇儒兴学。经始明堂，营建辟雍，告朔班政，乡饮大射。西阁东序，《河图》秘书禁籍。台省有宗庙太府金墉故事，太学有石经古文先儒典训。”
西晋咸宁四年（公元278年），“武帝初立国子学。定置国子祭酒、博士各一人，助教十五人，以教生徒。博士皆取履行清淳、通明典义者，若散骑常侍、中书侍郎、太子中庶子以上，乃得召试”。由于晋武帝对文化教育的重视，倡导宗室戚属学习文化、礼仪，对文化人多有关怀、鼓励及提携。一时之间，“九州之中，师徒相传，学士如林”，太学生达3000人之多。
晋武帝出身于儒学世家，自然对儒学投以极大的关注。他在位期间，儒学得到快速发展，其代表人物和成果是傅玄及其所撰《傅子》。
傅玄，字休奕，是一位卓有声望的儒学家。傅玄除著有《傅子》外，还有文集百余卷传世。《傅子》分为内、外、中篇，共4部6录，合140首，数十万言。司空王沈看了他写就的内篇时评价说：言辞丰富道理充实，经纶政体，存重儒教，足以阻止杨墨的偏颇，比肩于以往的孔孟之说。
唐朝魏征在他的《群书治要》一书中，曾摘引了《傅子》的不少篇章及观点，对后世影响颇大。
傅玄在哲学思想上继承了《易经》的元气说和阴阳关系说，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因素，他强调人的作用，并注重事实，并把自己的儒学思想融于为官实践当中，主张“贵本”发展农业生产、提高效率、精简职位、广罗人才、任人之专。他的诸多奏章，依据事实，用语峻急，弹劾不留情面，受到晋武帝称赞和赏识。
文学兴盛
自东汉建安以来，文学在西晋太康年间又一次出现高峰时期。
两晋的知识分子，都喜谈老庄的虚无和佛家的性灵。山涛、阮籍、嵇康、向秀、阮咸、刘伶、王戎相与为竹林之游。肆意酣畅，放胆浮虚，纵酒任性，不遵礼节，不与世事，世称“竹林七贤”。
建安文学之后是正始文学，其代表是“竹林七贤”中的嵇康和阮籍。他们在诗歌和散文方面都很有成就。嵇康最著名的诗歌是《幽愤诗》，写得情真意深、恳切清峻；散文的代表作是《与山巨源绝交书》。阮籍的父亲是“建安七子”之一的阮瑀，阮籍在文学上主要以诗《咏怀诗》等传世，诗风质朴自然。
东晋虽非中国史上政权强盛的时期，却为文学艺术极为兴盛的时代。东晋偏安江南，国都建康（今江苏南京）成为文化中心，各类诗文歌赋大盛于东晋，也流行了骈文。著名的中国四大民间传说之一——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背景就发生在东晋时期。
西晋太康期间的诗人主要有张载、张协、张亢、陆机、陆云、潘岳、潘尼、左思等，史有“三张、二陆、两潘、一左”之说。其中陆机、左思成就最高，潘岳次之。
陆机，字士衡，是东吴名臣陆逊的孙子。陆机的诗歌讲究词藻和对偶，代表作有《赴洛道中作》《门有车马客行》等。有人评价他的诗作：“若排沙简金，往往见宝。”
左思，字太冲，诗作仅存14首，其中8首《咏史》较为有名。潘岳，字安仁，才名冠世。后人评价“潘诗烂若舒锦，无处不佳”，仅就其辞藻华丽而言，自然有所溢美，但其诗作有些的确可称上乘。
同一时期，还有诸如傅玄的《豫章行苦相篇》、张华的《情诗》、郭璞的《游仙诗》、刘琨的《重赠卢谌》《扶风歌》等均为传世之作。
东晋由于统治者安于江南，门阀大族多致力于南方的庄园经营。北方大族及大量汉族人口迁徙江南，使得江南的名士与渡江的中原人士有了更多的交流机会，促进了社会文化的发展。
从曹魏开始，中国的文学发展一直在大步前进，其中以东晋年间的诗文最为著名。如山水诗人谢灵运、田园诗人陶渊明等人，他们对旧体诗进行了改革，为后来隋、唐的诗文创作打下了一定基础。
太康文学，除了诗歌外，还有一种体裁的文学作品，这就是赋，而且赋的成就比诗歌还大。
赋的创作，以左思的《三都赋》(《蜀都》《吴都》《魏都》）成就最高。左思在创作《三都赋》时，构思10年，门庭、花园甚至厕所里都摆有笔纸，遇得一句，立刻写下。赋写成之后，张载、刘逵为其作注、序，张华则称赞其“使读之者尽有余，久而更新”，引得豪贵之家竞相传阅。当初陆机至洛阳后也曾想写些赋，听说左思正在“闭门创作”，他拍着手掌取笑说等左思赋成，用它来盖酒瓮。可等左思写出，他看后叹服，认为己所不及，遂停笔不写。
《三都赋》不仅承袭了汉赋的文辞华丽、铺排壮观的特点，而且独具自身写实的特点，去掉了汉赋极饰夸张的写作手法，读后便可从中得知当时的经济、社会状况，故而独成一家。
除了左思的《三都赋》外，陆机作有《文赋》，该文实质是以赋的形式阐述作文为章的方法，颇多精当见解，是我国古代文艺理论中的重要著述。潘岳作有《闲居》《秋兴》二赋，写出了清悠闲适的格调，又有《射雉》《笙》二赋，状物抒情，细致精巧，文辞俊美，属风流洒脱之作。
书法艺术
人们都知道晋朝的书法水平很高，而晋朝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最早把书法作为教育课程普及的朝代，并且最早设立了书博士传授书法，书法艺术在晋朝有重要发展。晋武帝极为重视书法艺术，专门立书博士，设弟子员，教习书法，以钟繇、胡昭两人为标准。范文澜先生评述说:“东汉末后刘德升首创行书体，钟、胡得刘德升传授，都擅长行书。钟繇真书(楷书)尤独擅盛名。行书真书在各书体中是最合实用的书体，书博士规定以钟、胡为法，符合书体进步的趋势。”
《平复帖》是西晋文学家、书法家陆机创作的草隶书法作品，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名家法帖，享“皇帖”之尊，得“墨皇”之冠，现为北京故宫博物院镇馆之宝，中国文物中的“镇国之宝”。明代董其昌拜观《平复帖》：“右军（王羲之）以前，钟繇以后，唯此数行，为稀世之宝。”
胡昭，字孔明，和钟繇、邯郸淳、卫觊、韦诞等书法家齐名，“尺牍之迹，动见模楷焉”。《高士传》还记载了他与布衣时的司马懿有交情。时有人谋害司马懿，他以诚心感人，阻止了谋害行为，却始终缄口不言，司马懿本人都不知此事。
在晋武帝时代，出现了索靖、卫瓘及卫瓘之子卫恒等书法名家。
索靖，字幼安，今甘肃省敦煌人。他在少年时代即出类拔萃，与乡里的其他四人一起进入太学，驰名海内，号称“敦煌五龙”，晋武帝擢任他为尚书郎。
位于温县招贤乡的温国故城遗址。 王义晋 摄
索靖和尚书令卫瓘在当时都以擅长草书而知名，晋武帝很喜爱他们。就两人的特点而言，卫瓘书法的笔功胜于索靖，索靖则在楷法上远胜于卫瓘。
卫瓘的儿子卫恒，字巨山，曾任尚书郎、秘书丞、黄门郎等职。他擅长草书和隶书，并撰有《四体书势》，历述书法发展的过程，为书法理论的名篇。
西晋时期的书法艺术，上承钟繇、胡昭，下启“书圣”王羲之及王献之，从而促进东晋成为我国书法艺术史上最灿烂的时期之一。
王羲之字逸少，有“书圣”之称。历任秘书郎、宁远将军、江州刺史，后为会稽内史，领右将军。其书法兼善隶、草、楷、行各体，精研体势，心摹手追，广采众长，备精诸体，冶于一炉，摆脱了汉魏笔风，自成一家，影响深远。代表作《兰亭序》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在书法史上，他与其子王献之合称为“二王”。
史学成就
史学也是晋武帝司马炎较为重视的一个学科。西晋咸宁五年(公元279年)，汲郡人盗挖战国时魏襄王墓，得竹简古书数十车。其中有魏国史书《纪年》13篇，记夏朝以来至魏襄王事；另还有《穆天子传》6卷，记周穆王游行四海事，其他各种书数十篇。竹书文字奇特，简札又错乱无次序。晋武帝下令卫恒整理竹书，改写为今文。卫恒去世后，束皙接任后完成整理工作，并作考证，《竹书纪年》和《穆天子传》得传于世。
西晋史学家司马彪则根据《竹书纪年》驳斥三国时期蜀汉学者谯周的《古史考》。谯周认为司马迁《史记》采百家杂说，所记周、秦以上事多与正经不合，特做《古史考》25篇纠《史记》的谬误。司马彪还撰写了《续汉书》80篇，以翔实见称。其中八志叙述东汉制度，梁刘昭分八志为30卷，并为作注，附宋范晔《后汉书》。《后汉书》因此有“志”，和《史记》《汉书》相配。
三国蜀汉至西晋官员、史学家陈寿于西晋泰始十年(274年)开始编著《三国志》。《三国志》是我国重要的一部史籍。北魏的崔浩评价说：“陈寿《三国志》，有古良史之风。其著述文义典正，皆扬于王庭之言，微而显，婉而成章，班、史以来，无及寿者。”
《三国志》的缺点是过于简略。刘宋大臣、史学家裴松之作了注和补，征引汉魏以至六朝著述一百几十种；注、补首尾完整，并考订异同，补足了陈寿的简略，使《三国志》在正史中获得一流地位。
作为一部杂史、杂记、杂考之书，西晋张华的《博物志》也值得赞举。该著述的特点是记载了不少故事性很强的非地理博物性传说，大大超出了《山海经》《神异经》等所载的内容范围。书中所记的杂考、杂说、杂物、杂事以前多散见于已散失的各类古籍里，经该书采撷得以流传于世。
绘画创作
在绘画创作方面，晋朝有顾恺之、荀勖、王协、张墨等人。顾恺之（348年至409年），字长康，画家、绘画理论家、诗人。顾恺之博学多才，擅诗赋、书法，尤善绘画。时人称之为三绝：画绝、文绝和痴绝。东晋政治家谢安深重之，以为苍生以来未之有。顾恺之作画，意在传神，其“迁想妙得”“以形写神”等论点，为中国传统绘画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其所绘《女史箴图》在中国绘画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原作已失，现存唐代摹本收藏于大英博物馆，故宫博物院另藏有宋代摹本。
佛教繁荣
唐代诗人杜牧有诗云：“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中国佛教寺庙的大量兴建，其实始于西晋。当时全国有寺庙42处，仅洛阳就有白马寺、东华寺、菩萨寺等名刹10处。
晋朝的时候，由于流行清谈，僧侣就在清谈时将佛理传播给士大夫，使佛教得以传播。南、北方佛教到后来形成不同学风，北方重行业，崇尚禅学、律学及净土六信仰；南方重义理明、注重在涅槃佛性的探讨。
东晋净土宗高僧慧远提倡译经，与名僧鸠摩罗什交流译本。他擅长儒学，力谋佛、玄、儒融合，促使佛教中国化，最后成为净土宗的祖师之一。
东晋名僧法显是中国首位西行求法的僧侣，他于东晋隆安三年（公元399年）自长安出发，经西域抵北天竺、狮子国及中天竺。取得梵本戒律后，东晋义熙十年（公元414年）经海路返抵建康（今江苏南京）。他与同伴大量翻译经文，并将旅途见闻写成《佛国记》，成为研究西域及印度史的重要作品。
道教发展
晋朝初期，道教的架构、章法尚未形成，受到佛教散播的刺激，道教加速吸取儒玄思想，直到东晋中期发生改革，北方道教注重功德及道规，南方道教则注重经法及义理，逐步形成组织化的宗教体制。
晋朝，门阀士族信奉道教的家族很多出现了所谓道教世家，如南方的琅琊王氏、兰陵萧氏、高平郗氏，北方的清河崔氏、京兆韦氏，并逐步进入到上层社会，成为精神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至东晋时，道教逐渐从低谷中崛起，其表现之一，以倡导神仙道教的理论家和实践家葛洪所著的《抱朴子·内篇》为标志，充实和发展了道教学说，在道教思想教义的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表现之二，继葛洪之后，又出现了传授经系而形成的上清、灵宝、三皇等道教经箓派。《上清经》系是由晋代女道士巍华存创始，由杨羲、许谧共同完成的，其主要经书为《上清大洞真经》及《黄庭经》等。这是继葛洪之后对道教的又一次改革和发展，它为道教茅山宗的形成奠定了基础。灵宝派以重视符箓科教和斋戒仪轨，成为东晋末年很有社会影响的大道派，后衍变为阁皂宗。这些道教理论著作，对文学、艺术多有贡献。同时道教的炼丹及养生术包含了化学、医学、生物学等方面的知识和成就，对科学技术的发展具有积极贡献。
医学成就
晋朝，医学有王叔和与他的《脉经》较为有名，同时医学家皇甫谧奠定了针灸学科的理论，被后世誉为“针灸鼻祖”。1600多年来，它为针灸医生提供了临床治疗的具体指导和理论根据。此书也传到国外，受到各国，特别是日本和朝鲜的重视。
科学技术
其他文化门类如物理、天文、地图学和地理学等科学技术领域，在晋朝都有重要发展。晋朝是古代最早发现岁差的朝代，东晋天文学家虞喜发现的岁差为后来测量、计算更精确的历法打下基础。后来，南北朝时期杰出的天文学家祖冲之在编订新历法时首次把岁差的理论付诸实践。哲学有名家杨泉及其著述《物理论》。物理学有张华对共鸣现象的发现和荀勖对音律的研究。天文学方面，虞耸著有《穹天论》，太史令陈卓编订的星图汇集了283宫，总计1464颗星，是古代重要的天文资料，建立的天宫体系长期作为天文学基础。在地图学与地理学领域，裴秀首次制定了六法制图的标准，为绘制更精确的地图打下基础。他于西晋泰始七年(公元271年)创制《禹贡地域图》18篇，开创了中国古代地图绘制学。英国学者李约瑟称其为“中国科学制图学之父”，为了纪念这位中国地图科学创始人而设立的“裴秀奖”，现每两年评选一次，这是中国地图学界最高奖项。
从全球化的视野来看，西晋太康年间的中国是与西方罗马帝国并列的大国，在世界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当时，由于2至5世纪世界性气候转冷，给世界格局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全球北方部落被迫向暧温的南方进行迁徙。但就中国而言，仅造成东西两晋南北朝及其间五胡十六国的混乱，而在欧洲则导致了罗马帝国的灭亡及迄今仍令欧洲人痛苦不堪的碎片化版图，至今没有实现过统一。也就是说，罗马已建立的大一统组织体系的瓦解，是造成罗马之后欧洲发展落后于东方中国的关键。美国历史学家弗雷德里克·J·梯加特在分析这一时期历史事件时认为：“要了解总的欧亚大陆的历史，或者单纯地了解欧洲历史，就必须将中国历史推到幕前。”
故此，晋朝在中古史乃至世界史上均是一个重大的转折时期。特别是西晋时期，由于国家统一，社会安定，加之晋武帝推行了有利于发展的一系列政策和措施，遂出现了经济与文化繁荣昌盛的局面，被史学家称为“太康之治”。可以说，晋朝在中国乃至世界思想文化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篇章，是一个有贡献的历史时期，这是毫无疑问的。
□王呈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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