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陟“石头记”
——明代荆良捐粮碑考
□古莹玉
——明代荆良捐粮碑考
□古莹玉
更新时间：2026/5/8 10:27:16 来源：焦作晚报
经典山阳
一方石碑，像一束光，穿透了500年的尘埃，照见一个时代，也照见一方人民的良善与担当。
一
在焦作市武陟县荆家祠堂的北屋，有这样一方残碑，默默地伫立在屋檐之下。石碑古色古韵，圆首方身，象征日月光辉的雕刻装饰在边缘，环绕着正中残缺不全的文字。笔者现摘录其中片段，内容如下：
“大明国怀庆府武陟县永宁下乡南，义民荆良捐精粮米麦千二百余石……细备预仓济民感，勑旌表其门本县官勸立……大明正统八年集癸亥。”
碑文不长，亦十分简明易懂，记载的是明代正统八年（1443年）间，武陟县一位名叫荆良的义民，向官府捐粮1200余石的事迹。
文字看似平淡，并无歌功颂德的辞藻，然而，其中“勑旌表”三字，却有力地昭彰出这桩义举沉甸甸的分量：这并非地方官府颁发的表彰，而是一方由明英宗皇帝亲自下旨御赐的、来自当时中央最高权力机构的旌表碑。
荆氏家族是武陟县历史悠久的大族。当笔者好奇地询问起这方捐粮碑上所载的故事时，荆家族人并不夸耀，却也没有遗忘。
据荆氏宗祠的族人所说，这块碑曾是由武陟县知县亲自下令，组织了荆氏族中十几位年轻人，一路敲锣打鼓，披红挂彩，从当时的明朝都城顺天府（即今北京）护送回武陟县，竖在宗祠中的。碑文虽已风化，可祖辈的义举，就在祖祖辈辈的口口相传中，鲜活如昨。
幸而，还有更多的史料，记得这桩沉默的义举。在清代编纂的《武陟县志·第二十八卷·义行传》中，明确记载：“荆良，正统间，岁大祲，出麦千石赈饥，有司以闻，诏旌其门，建有义民坊，敕文一道。”这条史录，描述得比碑文和传说更加翔实。只是，其中所述的义民牌坊，如今已经消失在岁月风霜之中，难寻其址。
旧物不见，徒留残碑，实是一桩憾事。走出荆氏宗祠后，路过武陟县的每一个街口，都难免激起笔者的一番想象：此处是否就是当年义民牌坊矗立的地方？当年荆良捐粮的时候，面临的是怎样一个动荡的时代，又怀着怎样的心情？透过历史的风风雨雨，这桩义行之全貌，又究竟是如何呢？
二
要一窥历史之全貌，便不得不从武陟县所处的地理位置说起。
河南，因为地处黄河冲积平原，自古便是中原重要粮仓，却也长期承受着河患之苦。至明王朝时期，全球气候恰好进入“小冰期”，水灾、旱灾较之前历代更为频发。明代史册里的中原土地上，常见“赤地千里”“漂没庐舍”的凄景，令人心惊。
正统年间，情况依然严峻。根据武陟县县志记载，正统元年、二年间，黄河和沁河相继决溢。沁河发源于山西省太岳山东麓平遥县境，于河南省武陟县境内入黄河。这两条河流与武陟县的农业生产息息相关，在短期内接连发生灾害，对于武陟县而言，民生之艰难可以想见。
农业直接关系国本安危，牵一发而动全身。然而，在生产力与科技不发达的古代，治理黄河绝非一件易事。尽管明王朝不遗余力地组织黄河治理工作，直到正统六年，河南省的农业生产仍旧没有从频发的河患中完全恢复，大量底层百姓缺少食物，不得不接受地方政府赈济。与此同时，明代如此频繁的天灾，不仅仅造成了本省及邻省的粮食危机，更引发了大规模的农民逃亡运动。
从明初一直到明中期，农民逃亡问题始终存在，正统年间，流民现象更是到达了顶峰。流民运动往往因粮重、灾害、饥荒而起。据史录记载，正统年间共有10次流民潮，逃亡之民以数十万户计。
而河南的怀庆府，自洪武初年（1368年）起，就是流民迁居的重点地区之一，主要接纳自山西、山东、北直隶、陕西等地而来的流民。面对这些流离失所的农民，河南的地方政府不仅要发粮赈济，还要帮助流民在新地区落籍安家。明代虽也有预备仓制度，屯粮以备饥荒，但由于仓务管理、存储技术、运作成本等种种问题，自仁宣时期，预备仓体系就开始日益衰退，许多粮仓甚至到了荒废的程度。综合来看，由于持续的水灾、旱灾害和流民的大量涌入，正统年间，河南省的粮食压力不可谓不沉重。
治河、开仓、赈济……历史的大画卷，在历代治河的官员们留下的堤坝、堰闸、碑记中，渐渐展开。然而，真正维系起民族共同体的，除了这些宏大的工程，还有一种更加柔软、朴素的力量——“哀民生之多艰”的善良与责任心。
三
在明代，旌表义民的行为十分盛行。宣德十年，英宗继位，第二年，改元正统，推行了“旌表义民”的新方案来应对赈灾危机，规定南方凡出谷粟稻麦千石以上、北方500石以上佐官赈济者，可受“义官”或“义民”的称号，另有“赐敕旌谕、复其家”的表彰。
按《明实录》记载，当时捐赈义民最多的6个省份中，河南省即在其列，共出义民121人之多。但实际上，河南地区受到旌表的义民人数，应当多于《明实录》的记载，所募集到的粮食也应多于记载之数。
荆良碑上所载的捐粮数，米麦多达1200石，远超北方旌表义民500石谷粟稻麦的标准。根据《中国历代粮食亩产研究》，明代的一斤为594.6克，一石米在150斤左右，约合现代的92~94公斤。因此，荆良碑所载的捐粮数，在110400公斤至112800公斤之间。荆良碑所载的粮食捐赈数，即使按照今天的健康标准，也足够赈济25万人以上。
这是一个足以令人动容的数字，但不只是一个冷冰冰的数字。
对于明代旌表义民的盛行，有学者将其解读为乡里政治的一种策略：通过褒扬，官府借以树立乡规、约束豪强、重塑秩序。此说有其道理，但若只以功利解释一切，便失去了历史的温度。
当时捐赈义民最多的6个省份，分别是江西、南直隶、湖广、山西、云南和河南。而受灾地区，则主要集中在山西、山东、北直隶、河南、湖广与陕西。云南省等地区出现大量受旌表的捐赈义民，是受麓川之战的影响，捐粮多为筹措军饷，而非为赈灾之用。那么，在受灾严重却同时也筹到了数量可观捐赈粮的河南地区，义民大量涌现的原因，就不能简单地归结为乡里政治斗争与治理需求的驱动了。
“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与许多以“乡里政治”或“权力交换”解释旌表现象的学术论断相比，中原地区涌现的旌表义民，其义行义举的发心，多是出于民间的仁义良知以及对邻里生存境遇的深切关怀，而非沽名钓誉的功利之心。
在灾荒面前，制度或许迟缓，规则或许不完备，但人性的迸发往往先于制度的成熟。荆良这样的义举，正是武陟地方深厚的乡里伦理和社会责任心的结晶：不计私利，但为救人于饥馑；不求官爵，只愿国泰且民安。
四
荆良一支，现如今已经没有后嗣留存了，只有一方朴素的残碑静静地立在荆氏宗祠中。《明实录》中所记载的121位河南旌表义民以及那些没有被记录在册的捐赈者们，只有少数有幸能在历史上留下只言片语。然而，碑文背后那勤勉、俭朴、重义、善邻的文化基因，依然在这片土地上代代相传。
一个时代的善行，可以超越时空，触及后来人的良知。直到今日，河南人民面对受灾同胞积极参与捐赈救助的义行，也依然在一次次重现。通过考辨这方明代正统荆良捐粮碑背后的历史，我们能从中感受到这片土地上的人民重视义德、心系民生的善良品格。武陟县的人民，以朴实、以担当，在绝境中向同胞伸出互助的双手。他们的品德，如同那方碑，沉静而坚实，虽不事张扬，却在历史的缝隙里，持久地散发温热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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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在焦作市武陟县荆家祠堂的北屋，有这样一方残碑，默默地伫立在屋檐之下。石碑古色古韵，圆首方身，象征日月光辉的雕刻装饰在边缘，环绕着正中残缺不全的文字。笔者现摘录其中片段，内容如下：
“大明国怀庆府武陟县永宁下乡南，义民荆良捐精粮米麦千二百余石……细备预仓济民感，勑旌表其门本县官勸立……大明正统八年集癸亥。”
碑文不长，亦十分简明易懂，记载的是明代正统八年（1443年）间，武陟县一位名叫荆良的义民，向官府捐粮1200余石的事迹。
文字看似平淡，并无歌功颂德的辞藻，然而，其中“勑旌表”三字，却有力地昭彰出这桩义举沉甸甸的分量：这并非地方官府颁发的表彰，而是一方由明英宗皇帝亲自下旨御赐的、来自当时中央最高权力机构的旌表碑。
荆氏家族是武陟县历史悠久的大族。当笔者好奇地询问起这方捐粮碑上所载的故事时，荆家族人并不夸耀，却也没有遗忘。
据荆氏宗祠的族人所说，这块碑曾是由武陟县知县亲自下令，组织了荆氏族中十几位年轻人，一路敲锣打鼓，披红挂彩，从当时的明朝都城顺天府（即今北京）护送回武陟县，竖在宗祠中的。碑文虽已风化，可祖辈的义举，就在祖祖辈辈的口口相传中，鲜活如昨。
幸而，还有更多的史料，记得这桩沉默的义举。在清代编纂的《武陟县志·第二十八卷·义行传》中，明确记载：“荆良，正统间，岁大祲，出麦千石赈饥，有司以闻，诏旌其门，建有义民坊，敕文一道。”这条史录，描述得比碑文和传说更加翔实。只是，其中所述的义民牌坊，如今已经消失在岁月风霜之中，难寻其址。
旧物不见，徒留残碑，实是一桩憾事。走出荆氏宗祠后，路过武陟县的每一个街口，都难免激起笔者的一番想象：此处是否就是当年义民牌坊矗立的地方？当年荆良捐粮的时候，面临的是怎样一个动荡的时代，又怀着怎样的心情？透过历史的风风雨雨，这桩义行之全貌，又究竟是如何呢？
二
要一窥历史之全貌，便不得不从武陟县所处的地理位置说起。
河南，因为地处黄河冲积平原，自古便是中原重要粮仓，却也长期承受着河患之苦。至明王朝时期，全球气候恰好进入“小冰期”，水灾、旱灾较之前历代更为频发。明代史册里的中原土地上，常见“赤地千里”“漂没庐舍”的凄景，令人心惊。
正统年间，情况依然严峻。根据武陟县县志记载，正统元年、二年间，黄河和沁河相继决溢。沁河发源于山西省太岳山东麓平遥县境，于河南省武陟县境内入黄河。这两条河流与武陟县的农业生产息息相关，在短期内接连发生灾害，对于武陟县而言，民生之艰难可以想见。
农业直接关系国本安危，牵一发而动全身。然而，在生产力与科技不发达的古代，治理黄河绝非一件易事。尽管明王朝不遗余力地组织黄河治理工作，直到正统六年，河南省的农业生产仍旧没有从频发的河患中完全恢复，大量底层百姓缺少食物，不得不接受地方政府赈济。与此同时，明代如此频繁的天灾，不仅仅造成了本省及邻省的粮食危机，更引发了大规模的农民逃亡运动。
从明初一直到明中期，农民逃亡问题始终存在，正统年间，流民现象更是到达了顶峰。流民运动往往因粮重、灾害、饥荒而起。据史录记载，正统年间共有10次流民潮，逃亡之民以数十万户计。
而河南的怀庆府，自洪武初年（1368年）起，就是流民迁居的重点地区之一，主要接纳自山西、山东、北直隶、陕西等地而来的流民。面对这些流离失所的农民，河南的地方政府不仅要发粮赈济，还要帮助流民在新地区落籍安家。明代虽也有预备仓制度，屯粮以备饥荒，但由于仓务管理、存储技术、运作成本等种种问题，自仁宣时期，预备仓体系就开始日益衰退，许多粮仓甚至到了荒废的程度。综合来看，由于持续的水灾、旱灾害和流民的大量涌入，正统年间，河南省的粮食压力不可谓不沉重。
治河、开仓、赈济……历史的大画卷，在历代治河的官员们留下的堤坝、堰闸、碑记中，渐渐展开。然而，真正维系起民族共同体的，除了这些宏大的工程，还有一种更加柔软、朴素的力量——“哀民生之多艰”的善良与责任心。
三
在明代，旌表义民的行为十分盛行。宣德十年，英宗继位，第二年，改元正统，推行了“旌表义民”的新方案来应对赈灾危机，规定南方凡出谷粟稻麦千石以上、北方500石以上佐官赈济者，可受“义官”或“义民”的称号，另有“赐敕旌谕、复其家”的表彰。
按《明实录》记载，当时捐赈义民最多的6个省份中，河南省即在其列，共出义民121人之多。但实际上，河南地区受到旌表的义民人数，应当多于《明实录》的记载，所募集到的粮食也应多于记载之数。
荆良碑上所载的捐粮数，米麦多达1200石，远超北方旌表义民500石谷粟稻麦的标准。根据《中国历代粮食亩产研究》，明代的一斤为594.6克，一石米在150斤左右，约合现代的92~94公斤。因此，荆良碑所载的捐粮数，在110400公斤至112800公斤之间。荆良碑所载的粮食捐赈数，即使按照今天的健康标准，也足够赈济25万人以上。
这是一个足以令人动容的数字，但不只是一个冷冰冰的数字。
对于明代旌表义民的盛行，有学者将其解读为乡里政治的一种策略：通过褒扬，官府借以树立乡规、约束豪强、重塑秩序。此说有其道理，但若只以功利解释一切，便失去了历史的温度。
当时捐赈义民最多的6个省份，分别是江西、南直隶、湖广、山西、云南和河南。而受灾地区，则主要集中在山西、山东、北直隶、河南、湖广与陕西。云南省等地区出现大量受旌表的捐赈义民，是受麓川之战的影响，捐粮多为筹措军饷，而非为赈灾之用。那么，在受灾严重却同时也筹到了数量可观捐赈粮的河南地区，义民大量涌现的原因，就不能简单地归结为乡里政治斗争与治理需求的驱动了。
“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与许多以“乡里政治”或“权力交换”解释旌表现象的学术论断相比，中原地区涌现的旌表义民，其义行义举的发心，多是出于民间的仁义良知以及对邻里生存境遇的深切关怀，而非沽名钓誉的功利之心。
在灾荒面前，制度或许迟缓，规则或许不完备，但人性的迸发往往先于制度的成熟。荆良这样的义举，正是武陟地方深厚的乡里伦理和社会责任心的结晶：不计私利，但为救人于饥馑；不求官爵，只愿国泰且民安。
四
荆良一支，现如今已经没有后嗣留存了，只有一方朴素的残碑静静地立在荆氏宗祠中。《明实录》中所记载的121位河南旌表义民以及那些没有被记录在册的捐赈者们，只有少数有幸能在历史上留下只言片语。然而，碑文背后那勤勉、俭朴、重义、善邻的文化基因，依然在这片土地上代代相传。
一个时代的善行，可以超越时空，触及后来人的良知。直到今日，河南人民面对受灾同胞积极参与捐赈救助的义行，也依然在一次次重现。通过考辨这方明代正统荆良捐粮碑背后的历史，我们能从中感受到这片土地上的人民重视义德、心系民生的善良品格。武陟县的人民，以朴实、以担当，在绝境中向同胞伸出互助的双手。他们的品德，如同那方碑，沉静而坚实，虽不事张扬，却在历史的缝隙里，持久地散发温热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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