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知郑士元 刚直有才学
□董沁生
□董沁生
更新时间：2026/5/22 10:01:38 来源：焦作晚报
经典山阳
明初郑士元（1333年~1380年），亦作郑士原，字好仁，又作孝仁，浙江宁海人，少小好学、聪慧有志，考中进士后步入仕途，先后任怀庆府（今焦作、济源一带）同知、湖广（今湖南、湖北大部）按察司佥事等职，以清廉、耿直著称。但他蒙冤受屈于“空印案”，与弟弟郑士利（字好义）一同被流放，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因病去世，终年47岁。其一生光明磊落、清正廉洁，虽受不白之冤，但不改初心，坚守气节，成为明初官场清廉正直的典范，《明史》对其评价甚高。
好学有志 出任怀府同知
郑士元出生于江南的一个书香世家，其父郑邦彦品行端方，学识渊博，贯通经史，以讲学授徒闻名乡里，很受乡人敬重。受良好家风家教熏陶，郑士元自幼好学，聪明有志，博览群书。洪武四年（1371年），郑士元进士及第，步入仕途，初任怀庆府同知。
怀庆府属中原腹地，地处黄河之北、太行之南，辖河内（今沁阳、博爱）、济源、修武、武陟、温县、孟州，府治河内。作为同知，郑士元上任后积极主动辅佐“公勤不贪”的知府王兴宗。
“同气相求，同声相应”，初入仕途的郑士元在从政观念、为人品德、处事风格等方面与王兴宗极为相近，特别是在招抚安置流民、减轻徭役赋税、修河筑渠灌溉等民生大事方面，可谓步调一致，“同心而共济”。
怀庆府虽是覃怀古郡，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但由于元末明初天下纷争，城池残破，田地荒芜，民生凋敝，府治河内因是元朝的“根据地”、元仁宗的“第二故乡”而成为战火中的“重灾区”。其徭役赋税明显高于其他地方，百姓苦不堪言，流离失所，在册民户不足3万户。
在王兴宗的鼎力支持下，以招抚流民、安定人心为首要任务，郑士元亲赴山区、河滩，广泛宣传宽民政策，苦口婆心劝导外流人员返乡、垦荒、耕田，并言行一致，兑现诺言，让归乡之民有屋居、有荒垦、有地种。
随着流民返乡、难民屯田制度的推行，水利建设成为恢复农业生产的关键。怀庆府境内河流众多，有黄河、沁河、济水、丹河等流经，但因每个历史阶段的治理力度不同，也出现过不同的旱涝灾害。前事不忘后事之师。郑士元在宽策于民、鼓励农耕的同时，注重堪察境内河流险工堤坝，围绕沁河、丹河等水系的灌溉、漕运与防洪展开调查研究，并把济源的五龙口、河内的古阳堤、武陟的沁河入黄口等地段、河段列为防汛重点，及时向王兴宗建言献策，组织力量疏通河道、加固堤坝、建设水闸，防患于未然。他任职期间，既无旱灾毁田，也无水患浸城，有效促进了怀庆府境内的农业发展。
郑士元在怀庆府的最显著成就，是把百姓的衣食冷暖系于心间，急百姓所急、想百姓所想，敢于整顿吏治，纠治苛索盘剥恶习，减轻赋税征收与徭役摊派，为民发声。
怀庆府自大明建国伊始，赋税一直是压在当地百姓肩上的重担，特别是盐税，不仅繁重，而且百姓还要被怀庆卫长年征调充当盐役，远赴河东（今山西）盐司运盐，长途跋涉，劳役繁重。
朝廷因怀庆府地处要冲而设立怀庆卫，隶属河南都指挥使司，具有军事防御、屯田以及协助怀庆府民事管理的职能，说白了就是“寓兵于农”。卫所设在河内县，两者同城而治，但军政分离，互不隶属。针对盐役问题，郑士元体恤民间疾苦，毅然亲至怀庆卫，提议改由怀庆卫军士自行承担运盐劳役，免除百姓无端之苦。怀庆卫依仗军中权势，执意按旧制由百姓承担盐役。事关民生，各执一词，郑士元将此事上诉至河南都指挥使司，据理力争，讲明利害。最终，都指挥使采纳其议，使怀庆百姓免去盐役之苦。
湖广任职 蒙受不白之冤
1374年，郑士元在怀庆府政绩卓著，经朝廷考核擢升，出任湖广按察司佥事。此官是按察使属官，主要负责司法、监察等事务。
据康熙十七年《宁海县志》记载，湖广荆、襄一带历经战乱余波，部分军士目无军纪，为非作歹，甚至掠夺强占民女为妻妾奴仆，民怨沸腾，敢怒不敢言。地方官吏胆小怕事，失职渎职，也不敢过问。
郑士元到任后，当机立断，下定决心整治积弊，弹劾贪官污吏，遏制抢劫民女事件发生，并勒令军士尽数归还所掳民间妇孺。其行事果敢刚毅、不避权贵，为官清廉自持、公私分明，所辖数千里地界，贪官猾吏收敛恶行，豪强劣绅不敢肆意妄为，地方吏治为之一清。
郑士元不仅整肃吏治军纪，更坚守司法公道，秉持以民为本、以法为衡的原则。他奉命前往安陆府复审刑案，遇一名已定死罪囚徒鸣冤叫屈。当时，该案早审结上报，经御史台核准批复已成定案，官员多不愿翻案生事。但郑士元不循官场陋习，仔细调取卷宗，逐条核查案情，发现案卷记录与实情出入甚大，确有冤情，毅然上奏朝廷，据实陈述死囚冤屈，请求重审纠错。此案虽最终得以昭雪，但郑士元的耿直、刚毅以及一查到底的行事风格触怒了当朝御史大夫，认为郑士元越职行事，干预已定刑案，于是心存记恨，暗生怨气，为日后郑士元卷入“空印案”遭人构陷埋下了隐患。
洪武九年（1376年），震惊朝野的“空印案”爆发，郑士元涉案受冤。明代规定地方官府每年需派员赴户部核对钱粮、赋税、军需账目，其数额必须与户部完全吻合，方可核销。若数额不符，便要返回地方重新造册盖章。但往返路途遥远、耗时耗费，为便利办事，各地官员预先持有加盖官府印章的空白文册赴京对账，如有差额便于及时改写，省去往返奔波之苦，此即“空印”惯例，沿袭已久，朝野官吏皆心知肚明。
朱元璋得知此事后，认定官员串通舞弊、欺瞒朝廷、营私贪腐，“时帝方盛怒，以为欺罔，承相御史莫敢谏”。随后，朱元璋下旨严办，此案牵连全国府县官吏上千人。
郑士元含冤受屈入狱，危难之际，其弟郑士利不顾朝廷禁令，冒死上书为兄辩冤，详陈“空印案”由来、官场惯例等实情。奏疏呈上后，再度激怒朱元璋，郑士元与郑士利兄弟一同获罪，“皆输作江浦”。
清官直臣 典范千古留名
郑士元、郑士利兄弟二人被判罪流放，即流刑，属五刑之一，不仅要离开原住地受流刑之罪，还要受劳役之苦。此后，郑士元辗转徙往仪真（今仪征市），直至洪武十三年（1380年），才再迁京师。
然而，多年流放劳役生活，使郑士元身心疲惫，饱受摧残，最终一病不起，于当年四月病逝。
郑士元，一代清官典范，未获昭明冤屈，终在坎坷流离中落幕，令人扼腕叹息。其弟郑士利后遇大赦返乡，安葬父兄，抚育侄子。
郑士元一生德优品端，勤政惠民，刚正不阿，虽遭“空印案”冤屈，依然气节、操守不改，为后世历代推崇，评价颇高。《明史》称其“刚直有才学”，高度概括其品性与才识；明初大儒方孝孺对其极为推崇，赞其“刚直有才气，于学无不该贯”。方孝孺还应其家人请求，为郑氏父子撰写《郑处士墓碣铭》，并发出深深感叹：“考既有子，弟复似兄。尚敏其德，以笃厥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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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初郑士元（1333年~1380年），亦作郑士原，字好仁，又作孝仁，浙江宁海人，少小好学、聪慧有志，考中进士后步入仕途，先后任怀庆府（今焦作、济源一带）同知、湖广（今湖南、湖北大部）按察司佥事等职，以清廉、耿直著称。但他蒙冤受屈于“空印案”，与弟弟郑士利（字好义）一同被流放，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因病去世，终年47岁。其一生光明磊落、清正廉洁，虽受不白之冤，但不改初心，坚守气节，成为明初官场清廉正直的典范，《明史》对其评价甚高。
好学有志 出任怀府同知
郑士元出生于江南的一个书香世家，其父郑邦彦品行端方，学识渊博，贯通经史，以讲学授徒闻名乡里，很受乡人敬重。受良好家风家教熏陶，郑士元自幼好学，聪明有志，博览群书。洪武四年（1371年），郑士元进士及第，步入仕途，初任怀庆府同知。
怀庆府属中原腹地，地处黄河之北、太行之南，辖河内（今沁阳、博爱）、济源、修武、武陟、温县、孟州，府治河内。作为同知，郑士元上任后积极主动辅佐“公勤不贪”的知府王兴宗。
“同气相求，同声相应”，初入仕途的郑士元在从政观念、为人品德、处事风格等方面与王兴宗极为相近，特别是在招抚安置流民、减轻徭役赋税、修河筑渠灌溉等民生大事方面，可谓步调一致，“同心而共济”。
怀庆府虽是覃怀古郡，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但由于元末明初天下纷争，城池残破，田地荒芜，民生凋敝，府治河内因是元朝的“根据地”、元仁宗的“第二故乡”而成为战火中的“重灾区”。其徭役赋税明显高于其他地方，百姓苦不堪言，流离失所，在册民户不足3万户。
在王兴宗的鼎力支持下，以招抚流民、安定人心为首要任务，郑士元亲赴山区、河滩，广泛宣传宽民政策，苦口婆心劝导外流人员返乡、垦荒、耕田，并言行一致，兑现诺言，让归乡之民有屋居、有荒垦、有地种。
随着流民返乡、难民屯田制度的推行，水利建设成为恢复农业生产的关键。怀庆府境内河流众多，有黄河、沁河、济水、丹河等流经，但因每个历史阶段的治理力度不同，也出现过不同的旱涝灾害。前事不忘后事之师。郑士元在宽策于民、鼓励农耕的同时，注重堪察境内河流险工堤坝，围绕沁河、丹河等水系的灌溉、漕运与防洪展开调查研究，并把济源的五龙口、河内的古阳堤、武陟的沁河入黄口等地段、河段列为防汛重点，及时向王兴宗建言献策，组织力量疏通河道、加固堤坝、建设水闸，防患于未然。他任职期间，既无旱灾毁田，也无水患浸城，有效促进了怀庆府境内的农业发展。
郑士元在怀庆府的最显著成就，是把百姓的衣食冷暖系于心间，急百姓所急、想百姓所想，敢于整顿吏治，纠治苛索盘剥恶习，减轻赋税征收与徭役摊派，为民发声。
怀庆府自大明建国伊始，赋税一直是压在当地百姓肩上的重担，特别是盐税，不仅繁重，而且百姓还要被怀庆卫长年征调充当盐役，远赴河东（今山西）盐司运盐，长途跋涉，劳役繁重。
朝廷因怀庆府地处要冲而设立怀庆卫，隶属河南都指挥使司，具有军事防御、屯田以及协助怀庆府民事管理的职能，说白了就是“寓兵于农”。卫所设在河内县，两者同城而治，但军政分离，互不隶属。针对盐役问题，郑士元体恤民间疾苦，毅然亲至怀庆卫，提议改由怀庆卫军士自行承担运盐劳役，免除百姓无端之苦。怀庆卫依仗军中权势，执意按旧制由百姓承担盐役。事关民生，各执一词，郑士元将此事上诉至河南都指挥使司，据理力争，讲明利害。最终，都指挥使采纳其议，使怀庆百姓免去盐役之苦。
湖广任职 蒙受不白之冤
1374年，郑士元在怀庆府政绩卓著，经朝廷考核擢升，出任湖广按察司佥事。此官是按察使属官，主要负责司法、监察等事务。
据康熙十七年《宁海县志》记载，湖广荆、襄一带历经战乱余波，部分军士目无军纪，为非作歹，甚至掠夺强占民女为妻妾奴仆，民怨沸腾，敢怒不敢言。地方官吏胆小怕事，失职渎职，也不敢过问。
郑士元到任后，当机立断，下定决心整治积弊，弹劾贪官污吏，遏制抢劫民女事件发生，并勒令军士尽数归还所掳民间妇孺。其行事果敢刚毅、不避权贵，为官清廉自持、公私分明，所辖数千里地界，贪官猾吏收敛恶行，豪强劣绅不敢肆意妄为，地方吏治为之一清。
郑士元不仅整肃吏治军纪，更坚守司法公道，秉持以民为本、以法为衡的原则。他奉命前往安陆府复审刑案，遇一名已定死罪囚徒鸣冤叫屈。当时，该案早审结上报，经御史台核准批复已成定案，官员多不愿翻案生事。但郑士元不循官场陋习，仔细调取卷宗，逐条核查案情，发现案卷记录与实情出入甚大，确有冤情，毅然上奏朝廷，据实陈述死囚冤屈，请求重审纠错。此案虽最终得以昭雪，但郑士元的耿直、刚毅以及一查到底的行事风格触怒了当朝御史大夫，认为郑士元越职行事，干预已定刑案，于是心存记恨，暗生怨气，为日后郑士元卷入“空印案”遭人构陷埋下了隐患。
洪武九年（1376年），震惊朝野的“空印案”爆发，郑士元涉案受冤。明代规定地方官府每年需派员赴户部核对钱粮、赋税、军需账目，其数额必须与户部完全吻合，方可核销。若数额不符，便要返回地方重新造册盖章。但往返路途遥远、耗时耗费，为便利办事，各地官员预先持有加盖官府印章的空白文册赴京对账，如有差额便于及时改写，省去往返奔波之苦，此即“空印”惯例，沿袭已久，朝野官吏皆心知肚明。
朱元璋得知此事后，认定官员串通舞弊、欺瞒朝廷、营私贪腐，“时帝方盛怒，以为欺罔，承相御史莫敢谏”。随后，朱元璋下旨严办，此案牵连全国府县官吏上千人。
郑士元含冤受屈入狱，危难之际，其弟郑士利不顾朝廷禁令，冒死上书为兄辩冤，详陈“空印案”由来、官场惯例等实情。奏疏呈上后，再度激怒朱元璋，郑士元与郑士利兄弟一同获罪，“皆输作江浦”。
清官直臣 典范千古留名
郑士元、郑士利兄弟二人被判罪流放，即流刑，属五刑之一，不仅要离开原住地受流刑之罪，还要受劳役之苦。此后，郑士元辗转徙往仪真（今仪征市），直至洪武十三年（1380年），才再迁京师。
然而，多年流放劳役生活，使郑士元身心疲惫，饱受摧残，最终一病不起，于当年四月病逝。
郑士元，一代清官典范，未获昭明冤屈，终在坎坷流离中落幕，令人扼腕叹息。其弟郑士利后遇大赦返乡，安葬父兄，抚育侄子。
郑士元一生德优品端，勤政惠民，刚正不阿，虽遭“空印案”冤屈，依然气节、操守不改，为后世历代推崇，评价颇高。《明史》称其“刚直有才学”，高度概括其品性与才识；明初大儒方孝孺对其极为推崇，赞其“刚直有才气，于学无不该贯”。方孝孺还应其家人请求，为郑氏父子撰写《郑处士墓碣铭》，并发出深深感叹：“考既有子，弟复似兄。尚敏其德，以笃厥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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