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雷远：曾给邓子恢当秘书
□吉怀儒 吕立兴
□吉怀儒 吕立兴
更新时间：2023-10-27 15:13:46 来源：焦作晚报
经典山阳
任雷远。
1958年11月2日，正在郑州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的毛主席，在专列上接见河南省荥阳县委第一书记任雷远等人。任雷远代表荥阳人民给毛主席献上当地著名特产河阴石榴、柿饼、柿霜糖和金银花，还带去荥阳县王村乡群众新制作的红薯面包，让毛主席品尝。站在河南省分县地图前，毛主席指着地图向任雷远问道：“你知道这个地方为什么样叫荥阳？”任雷远不好意思地回答：“不知道。”这时，毛主席向大家解释，荥阳是因为县城在荥水之北而名。荥水现在不存在了，当时的县城也不存在了。毛主席还指着地图上荥阳县当时所在的地方说，在此以前，这里原是一个大湖泊，后来被冲开了，形成了现在的地貌。大家纷纷被毛主席渊博的历史和地理知识所折服。
毛主席接见荥阳县委领导和群众代表，极大地鼓舞了荥阳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至今仍在当地传为美谈。
你可知道，时任荥阳县委第一书记的任雷远是咱焦作沁阳人，他还是当年“三自一包”政策最初的执笔起草人。
任雷远，原名任振尧，1917年生，沁阳紫陵镇紫陵村人。3岁丧父，家境贫苦。1928年后，受革命教师资助读小学4年。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7年7月加入“民先”，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峥嵘岁月铸忠诚
任雷远在革命战争年代，历任紫陵村公立完全小学党支部副书记、紫陵村党支部书记、紫陵区分委书记、中共沁阳县委宣传委员等。其间，任抗日救亡宣传队队长，带领进步青年积极排练、演出抗日话剧和活报剧，广泛进行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发动人民群众参加抗日战争。
1938年，任雷远在焦作参加道清游击队，曾任2大队教导员。后任中共修（武）博（爱）武（陟）中心县委宣传组织部长、代理书记。当年10月，时任中共修博武中心县委宣传组织部长、代理书记的任雷远，与修武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程明生，赵谭支队第2大队（即八路军第129师晋东南独立游击支队2大队）政治部副主任刘聚奎，到辉县吴村八路军386旅驻地，向时任第129师师长刘伯承汇报工作，反映道清游击队组织建设情况，并听取刘师长对修博武工作的重要指示。
1940年，任雷远任太南地委宣传部长、太行区党委宣传部宣传科长。1942年6月，在反扫荡斗争中被捕。在敌人的监狱里，他坚持斗争，积极做狱友们的工作，于8月13日晚寻机从长治兵站越狱逃归。1943年调中央北方局党校参加整风审干，后任中央太行分局宣传部编审干事，太行区党委调研室主任，太行三地委组织部长、地委书记等。
1949年，任雷远随军南下，任中南局政策研究室农村组组长、中南局土改委员会秘书长兼办公室主任。1953年任中央农村工作部二处（互助合作处）副处长、部办公室主任。1958年自愿下放回豫，先后任荥阳县委第一书记，省农村水利委员会主任、省委农村工作部部长。1965年8月6日，在中共河南省委二届一次全会上，当选省委常委。“文革”中受到不公正待遇。1973年8月恢复工作后，历任省“知青”领导小组副组长，省民政局党的核心小组副组长，省知青办主任，省农委副主任，省政府顾问，省政府农业咨询组副组长。省三届、五届、七届人大代表，省政协四届常委、五届常委。1985年5月，在河南省政协五届三次会议上当选为副主席。
“三自一包”起草人
“三自一包，四大自由”（即“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包产到户”和“自由租地、自由贷款、自由雇工、自由贸易”），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共中央调整农村政策的产物。1961年前后在许多地方试行这一制度，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因而得到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人的重视与肯定（其实，“三自一包”最初萌发于上世纪50年代中后期）。
任雷远，1949年随军南下后，任中南局（驻武汉市）政策研究室农村组组长、中南局土改委员会秘书长兼办公室主任。他在中南局军政委员会(后改为中南局行政委员会)第一副主席、主持中南局工作的邓子恢直接领导下工作，并于1953年随邓子恢进京，任中央农村工作部二处（互助合作处）副处长、部办公室主任（邓的秘书、办公室主任，国家行政8级干部）。
邓子恢，解放后任国务院副总理、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一生革命，两袖清风，深入基层，讲求实际，为探索我国社会主义农业发展道路、让农民过上美好生活，倾注了毕生精力和心血，被誉为党内的农业农村工作专家。为此，他在中南局工作时，曾多次受到毛主席的赞扬。1953年2月，邓子恢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1954年9月，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农村工作部部长，主管农林、水利、气象、供销和信用合作等部门。在上世纪50年代的农业合作化运动中，他实事求是地提出：要“从小农经济的现状出发”，也就是从中国农村贫穷落后的现状出发，坚定不移地实行党中央确定的自愿互利、稳步前进的发展方针。在随后纠正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左”的偏差时，提出了一系列调整经营体制的意见，主张建立包括“包产到户”（即三自一包，四大自由）在内的多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当时，任雷远任邓子恢的秘书、中央农村工作部的办公室主任，在前前后后的几年间，他多次跟随邓子恢到福建、浙江、广东、广西等地进行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多方寻求帮助农民尽快脱贫之良策，全程参与了“三自一包”政策的调研、策划与酝酿，并负责执笔起草“三自一包”有关事宜。
对在北京的这段生活，任雷远记忆犹新，十分怀念。在1987年年末，他曾告诉来自焦作的吕立兴同志：每当中央机关礼堂演文艺节目，当毛主席步入礼堂，在场的人都纷纷起立鼓掌欢迎，直到毛主席落座，群众的鼓掌声还意犹未尽。说到这里，他激动之情溢于言表。
1955年10月，在中共中央召开的七届六中全会上，邓子恢提出“农业合作化发展速度不宜过快，要求不能过急”的意见，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受到批判。任雷远也因此受到牵连，他于1958年自愿下放回豫，任荥阳县委第一书记。
魂牵梦萦故乡情
任雷远生在农家，出身贫苦，不平凡的经历铸就了他热爱家乡、始终不忘老家故土人民对他的养育之恩。件件往事，铭记在心，并时常提醒自己“没有故乡人民的深情相助，就没有我任雷远，没有我的的一切”。特别记得有一次，时任沁阳县委宣传委员的他与另一同志化装上山，到山西晋城洞北岭村与红枪会交涉退还我游击队枪支时，被对方扣留，遭受毒打。沁阳县义庄村党支部得到消息后，连夜派人上山，把他们2人解救出来。该村的冯大娘（革命老人李河运）见任雷远被打得遍体鳞伤，心疼得直掉眼泪。大娘悄悄买来白酒给他擦洗伤处，认真护理。为了不让任雷远的母亲看到孩子受伤的样子担惊受怕，冯大娘把他藏在自己家里，每天尽可能地做些可口的饭菜让他吃好、休息好。为了他的安全，大娘常常彻夜不眠守在门口，防备意外。就这样，精心照料半个多月，终于使他恢复健康，重返战斗岗位。每忆及此，任雷远常常落泪，感激家乡人民的厚爱。
他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在办公室，只要见到家乡来人，开口第一句话总要问：最近老家下雨了没有？粮价涨了没有？收成如何？关心家乡人的冷暖，时常惦念的是家乡人民的安危与农村老百姓的生活。
他对老家来找他的人，没有架子，热情有加。总说：“你们来家，我若不在家，就给我打电话，一打电话我就回来了。”对一时走不了的老家来人，他就让留宿在他家里，不让乡亲花钱住旅馆。对老家来人顺便捎一点家乡土特产，他还能勉强接受，要是看见你花钱在大街买东西他准不高兴，说：“再这样，就别进家门。”对于来找他办事的人，在政策范围内的情况下，能办尽量帮忙，对一些违反政策与原则的事情，坚决不能办，并给来人耐心讲明情况。
他也尽量不给家乡人添麻烦。一次，任雷远返乡，镇政府闻讯便准备了饭菜，他看到后便拉着时任村党支部书记任小才说：“走，咱到集上去看看。”二人到集上后，买了两根油条、每人一碗“老窝肉丸”，解决了午饭问题。对于他自己的生活则能简则简，尽量少花钱。
他周围的人都知道，因生活习惯与情感使然，在河南的几十年间，他家里的保姆都是沁阳老家或荥阳当地人（大多是老干部们的子弟或亲戚）。保姆在家期间，还总是鼓励她们好好学习，努力工作。在他的关照下，保姆都有一个幸福的家庭和结局。
任雷远，1990年12月离休。1998年9月13日因患呼吸系统感染、心脏骤停等并发症，经抢救无效在郑州逝世，享年81岁。
（图片由本文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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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雷远。
1958年11月2日，正在郑州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的毛主席，在专列上接见河南省荥阳县委第一书记任雷远等人。任雷远代表荥阳人民给毛主席献上当地著名特产河阴石榴、柿饼、柿霜糖和金银花，还带去荥阳县王村乡群众新制作的红薯面包，让毛主席品尝。站在河南省分县地图前，毛主席指着地图向任雷远问道：“你知道这个地方为什么样叫荥阳？”任雷远不好意思地回答：“不知道。”这时，毛主席向大家解释，荥阳是因为县城在荥水之北而名。荥水现在不存在了，当时的县城也不存在了。毛主席还指着地图上荥阳县当时所在的地方说，在此以前，这里原是一个大湖泊，后来被冲开了，形成了现在的地貌。大家纷纷被毛主席渊博的历史和地理知识所折服。
毛主席接见荥阳县委领导和群众代表，极大地鼓舞了荥阳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至今仍在当地传为美谈。
你可知道，时任荥阳县委第一书记的任雷远是咱焦作沁阳人，他还是当年“三自一包”政策最初的执笔起草人。
任雷远，原名任振尧，1917年生，沁阳紫陵镇紫陵村人。3岁丧父，家境贫苦。1928年后，受革命教师资助读小学4年。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7年7月加入“民先”，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峥嵘岁月铸忠诚
任雷远在革命战争年代，历任紫陵村公立完全小学党支部副书记、紫陵村党支部书记、紫陵区分委书记、中共沁阳县委宣传委员等。其间，任抗日救亡宣传队队长，带领进步青年积极排练、演出抗日话剧和活报剧，广泛进行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发动人民群众参加抗日战争。
1938年，任雷远在焦作参加道清游击队，曾任2大队教导员。后任中共修（武）博（爱）武（陟）中心县委宣传组织部长、代理书记。当年10月，时任中共修博武中心县委宣传组织部长、代理书记的任雷远，与修武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程明生，赵谭支队第2大队（即八路军第129师晋东南独立游击支队2大队）政治部副主任刘聚奎，到辉县吴村八路军386旅驻地，向时任第129师师长刘伯承汇报工作，反映道清游击队组织建设情况，并听取刘师长对修博武工作的重要指示。
1940年，任雷远任太南地委宣传部长、太行区党委宣传部宣传科长。1942年6月，在反扫荡斗争中被捕。在敌人的监狱里，他坚持斗争，积极做狱友们的工作，于8月13日晚寻机从长治兵站越狱逃归。1943年调中央北方局党校参加整风审干，后任中央太行分局宣传部编审干事，太行区党委调研室主任，太行三地委组织部长、地委书记等。
1949年，任雷远随军南下，任中南局政策研究室农村组组长、中南局土改委员会秘书长兼办公室主任。1953年任中央农村工作部二处（互助合作处）副处长、部办公室主任。1958年自愿下放回豫，先后任荥阳县委第一书记，省农村水利委员会主任、省委农村工作部部长。1965年8月6日，在中共河南省委二届一次全会上，当选省委常委。“文革”中受到不公正待遇。1973年8月恢复工作后，历任省“知青”领导小组副组长，省民政局党的核心小组副组长，省知青办主任，省农委副主任，省政府顾问，省政府农业咨询组副组长。省三届、五届、七届人大代表，省政协四届常委、五届常委。1985年5月，在河南省政协五届三次会议上当选为副主席。
“三自一包”起草人
“三自一包，四大自由”（即“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包产到户”和“自由租地、自由贷款、自由雇工、自由贸易”），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共中央调整农村政策的产物。1961年前后在许多地方试行这一制度，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因而得到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人的重视与肯定（其实，“三自一包”最初萌发于上世纪50年代中后期）。
任雷远，1949年随军南下后，任中南局（驻武汉市）政策研究室农村组组长、中南局土改委员会秘书长兼办公室主任。他在中南局军政委员会(后改为中南局行政委员会)第一副主席、主持中南局工作的邓子恢直接领导下工作，并于1953年随邓子恢进京，任中央农村工作部二处（互助合作处）副处长、部办公室主任（邓的秘书、办公室主任，国家行政8级干部）。
邓子恢，解放后任国务院副总理、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一生革命，两袖清风，深入基层，讲求实际，为探索我国社会主义农业发展道路、让农民过上美好生活，倾注了毕生精力和心血，被誉为党内的农业农村工作专家。为此，他在中南局工作时，曾多次受到毛主席的赞扬。1953年2月，邓子恢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1954年9月，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农村工作部部长，主管农林、水利、气象、供销和信用合作等部门。在上世纪50年代的农业合作化运动中，他实事求是地提出：要“从小农经济的现状出发”，也就是从中国农村贫穷落后的现状出发，坚定不移地实行党中央确定的自愿互利、稳步前进的发展方针。在随后纠正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左”的偏差时，提出了一系列调整经营体制的意见，主张建立包括“包产到户”（即三自一包，四大自由）在内的多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当时，任雷远任邓子恢的秘书、中央农村工作部的办公室主任，在前前后后的几年间，他多次跟随邓子恢到福建、浙江、广东、广西等地进行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多方寻求帮助农民尽快脱贫之良策，全程参与了“三自一包”政策的调研、策划与酝酿，并负责执笔起草“三自一包”有关事宜。
对在北京的这段生活，任雷远记忆犹新，十分怀念。在1987年年末，他曾告诉来自焦作的吕立兴同志：每当中央机关礼堂演文艺节目，当毛主席步入礼堂，在场的人都纷纷起立鼓掌欢迎，直到毛主席落座，群众的鼓掌声还意犹未尽。说到这里，他激动之情溢于言表。
1955年10月，在中共中央召开的七届六中全会上，邓子恢提出“农业合作化发展速度不宜过快，要求不能过急”的意见，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受到批判。任雷远也因此受到牵连，他于1958年自愿下放回豫，任荥阳县委第一书记。
魂牵梦萦故乡情
任雷远生在农家，出身贫苦，不平凡的经历铸就了他热爱家乡、始终不忘老家故土人民对他的养育之恩。件件往事，铭记在心，并时常提醒自己“没有故乡人民的深情相助，就没有我任雷远，没有我的的一切”。特别记得有一次，时任沁阳县委宣传委员的他与另一同志化装上山，到山西晋城洞北岭村与红枪会交涉退还我游击队枪支时，被对方扣留，遭受毒打。沁阳县义庄村党支部得到消息后，连夜派人上山，把他们2人解救出来。该村的冯大娘（革命老人李河运）见任雷远被打得遍体鳞伤，心疼得直掉眼泪。大娘悄悄买来白酒给他擦洗伤处，认真护理。为了不让任雷远的母亲看到孩子受伤的样子担惊受怕，冯大娘把他藏在自己家里，每天尽可能地做些可口的饭菜让他吃好、休息好。为了他的安全，大娘常常彻夜不眠守在门口，防备意外。就这样，精心照料半个多月，终于使他恢复健康，重返战斗岗位。每忆及此，任雷远常常落泪，感激家乡人民的厚爱。
他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在办公室，只要见到家乡来人，开口第一句话总要问：最近老家下雨了没有？粮价涨了没有？收成如何？关心家乡人的冷暖，时常惦念的是家乡人民的安危与农村老百姓的生活。
他对老家来找他的人，没有架子，热情有加。总说：“你们来家，我若不在家，就给我打电话，一打电话我就回来了。”对一时走不了的老家来人，他就让留宿在他家里，不让乡亲花钱住旅馆。对老家来人顺便捎一点家乡土特产，他还能勉强接受，要是看见你花钱在大街买东西他准不高兴，说：“再这样，就别进家门。”对于来找他办事的人，在政策范围内的情况下，能办尽量帮忙，对一些违反政策与原则的事情，坚决不能办，并给来人耐心讲明情况。
他也尽量不给家乡人添麻烦。一次，任雷远返乡，镇政府闻讯便准备了饭菜，他看到后便拉着时任村党支部书记任小才说：“走，咱到集上去看看。”二人到集上后，买了两根油条、每人一碗“老窝肉丸”，解决了午饭问题。对于他自己的生活则能简则简，尽量少花钱。
他周围的人都知道，因生活习惯与情感使然，在河南的几十年间，他家里的保姆都是沁阳老家或荥阳当地人（大多是老干部们的子弟或亲戚）。保姆在家期间，还总是鼓励她们好好学习，努力工作。在他的关照下，保姆都有一个幸福的家庭和结局。
任雷远，1990年12月离休。1998年9月13日因患呼吸系统感染、心脏骤停等并发症，经抢救无效在郑州逝世，享年81岁。
（图片由本文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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