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怀儒 吉鸿宇
经典山阳
红军名将朱瑞。(照片由作者提供)
朱瑞(1905年~1948年),江苏宿迁人,红军名将。曾在焦作建立中共晋冀鲁豫边省工委和豫北特委,创建道清游击支队等抗日武装,举办培训班,培养抗日干部。他在自传里写道:在豫北工作的这段时间是“他最愉快、最战斗、最紧张积极的工作时代”“是最有成绩的时代之一”。
朱瑞,1924年入广东大学读书,1925年秋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7年毕业后入克拉辛炮兵学院学习,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回国后,历任中央军委参谋、中央长江局军委参谋长兼秘书长。1932年1月到中央苏区,历任红15军、红3军政治委员,红5军团政治委员,红1军团政治部主任,率部参加第四、第五次反“围剿”。1934年10月,参加长征,红军第一、第四方面军会师后,任红一方面军政治部主任。红军到陕北后,参加了东征、西征等战役。1936年12月,任红二方面军政治部主任。1937年抗战爆发后,任中央北方局军委书记,兼八路军驻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联络处处长,从事对国民党军将领的统战工作,并指导直南、豫北党组织的恢复整顿工作。曾在焦作建立中共晋冀鲁豫边省工委和豫北特委,创建晋豫边游击支队、道清游击支队、太行南区游击司令部等抗日武装,举办培训班,培养抗日干部。1939年5月,任八路军第1纵队政治委员,与司令员徐向前赴山东,指挥中共在苏鲁的部队,任山东军政委员会书记、中央山东分局书记。1945年夏,主动向中央提出从事建设炮兵工作,被任命为延安炮兵学校校长。1946年10月起,任东北民主联军和东北军区炮兵司令员,兼炮兵学校校长。他白手起家,两年时间建立起一支拥有近5000门火炮的炮兵部队,提出的一系列炮兵作战原则,使炮兵战术、技术和指挥能力迅速成熟,被毛主席称为“我们中国的炮兵元帅”。
恢复建立党的组织
1937年7月抗战爆发后,中共中央通电全国“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之后,在中共再三催促和全国人民要求抗日的呼声中,蒋介石才于同年8月22日同意国共合作、共同抗日,并宣布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任命朱德为八路军总司令、彭德怀为副总司令、叶剑英为参谋长。
在豫北,叶剑英派地下党员李世璋到驻新乡的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程潜处)任秘书长兼政训处长。李世璋到任不久,即电请北方局:“速派得力干部来此工作。”当时,周恩来主持北方局(在太原)工作,朱瑞为北方局军委书记。北方局接到李世璋的电报后,经过认真考虑,决定派朱瑞前往,任务是代表中共做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争取更多人参加抗战;恢复和发展共产党的基层组织,建立县区抗日民主政权和抗日武装,开展游击战争;培训干部,吸收青年学生参加抗日。朱瑞到任后,被程潜任命为第十八集团军(即八路军)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联络处主任。从此,他利用一切机会去团结进步青年,用一切办法去寻找地方党组织,并指导其工作,为中共在豫北及晋冀豫边区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奠定了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
焦作党的组织建立较早,在大革命时期,这里就有党组织活动。焦作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富有光荣的革命传统。但由于白色恐怖与叛徒出卖,党组织几次遭破坏,许多同志惨遭杀害或被捕入狱,少数幸存者因失掉党的领导难以开展工作。直至抗战爆发前夕,河南省委才派人来此恢复组织。
1937年10月,朱瑞到焦作后,向豫北特委传达党中央与北方局对抗战局势的分析和工作指示。为使豫北党组织不因日寇入侵影响与上级的联系,朱瑞派豫北特委委员、焦作中福煤矿公司电气股股长程明升,携带他的亲笔信,赴开封征得河南省委书记朱理治同意,将豫北党的组织关系划归中共中央北方局领导。不久,聂真、王卓如等人也陆续辗转来到焦作。
为加强焦作地区党的工作,朱瑞在焦作组建了晋冀鲁豫边省工作委员会(简称省工委),对外称“八路军驻国民党第一战区联络处训练部”。书记张萃中、组织部长聂真、宣传部长王卓如(后任书记)、青妇部长薛迅,辖直南、鲁西、晋南、豫北4个特委。按照朱瑞的指示,省工委积极恢复、发展党组织,组织抗日救亡运动,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为豫北抗日战争的领导中枢。到1938年,焦作地区陆续建立起中共沁阳中心县委、新辉获县委、修博武中心县委等党组织,同时各县的区、乡、村级党的组织也有很大发展。
组建抗日武装和民主政权
1938年2月18日,日寇占领修武后,朱瑞率省工委向山西转移前,指示豫北特委委员程明升和刘聚奎,要组织建立抗日游击队,建立地方抗日政权,坚持焦作的敌后抗战。
程明升与焦作扶轮小学校长韩秩吾和在焦作坚持地下斗争的老党员张方来等人商议,决定以焦作煤矿、铁路工人和扶轮小学进步师生为基础,吸收青壮农民参加,在焦作北山的磨石坡村组建起20多人的道清抗日游击队。当时一无服装,二无粮饷,条件十分艰苦。韩秩吾把自己家里的粮食、炒面、干菜捐献出来,又以国民党豫北特派员的身份,将修武县库存的仓谷米活动出一部分,供给游击队。
游击队指战员不畏艰险,英勇战斗,扒铁路、割电线,破坏敌交通,袭击敌据点,曾一度攻入焦作市内,占领了东马市街(现新华街),给日伪军以重创。他们反封锁、搞物资,解决了根据地军民急需的紧缺物资,队伍发展到近千人。
道清游击支队在成长发展的过程中,受到各级党组织和多方面的帮助与支持。朱瑞从抗日大局出发,时刻关注着道清支队的成长和发展,从人员到组织、从枪弹到装备都积极支持。特别是在游击队发展的关键时期,他及时从主力部队派来老红军桂承志和得力人员,发展壮大游击队;有前瞻性地挫败别有用心的张善才企图分裂游击队的阴谋,维护了部队的团结,保证了部队的统一,使部队的领导权牢牢地掌握在对党忠诚的可靠人手里。
程明升和焦作党组织在组建抗日武装的同时,按照朱瑞的指示,重视建立抗日政权。1938年3月,在程明升等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的努力下,取得国民党驻焦作第95师师长罗奇的支持,经过民主选举,组建了中共领导的、有各方人士参加的、河南省第一个抗日民主县政府——修武县抗日民主政府,程明升当选为县长,并报请河南省政府主席程潜批准加委。
做好统战与干部培训
国民党左派、国民党豫北特派员、焦作扶轮小学校长韩秩吾,思想进步,正直善良,大革命时期就靠近中共党组织,在焦作颇有影响。为了争取韩秩吾,朱瑞对豫北特委作过许多指示。经多方努力,韩秩吾响应党的号召,积极参加革命活动,不仅带领师生参加道清游击队,扶轮小学也成为中共在焦作的一个红色堡垒。
1938年春节前,朱瑞在扶轮小学举办县(区)干部训练班,韩秩吾千方百计予以掩护。韩秩吾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2年5月,在抗战中英勇牺性。通过朱瑞的积极活动,在焦作的国民党军政上层人士和社会名流中提高了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威望,不少热心抗日事业的社会进步人士慷慨解囊,资助抗日活动。
为了培训抗日人才,朱瑞还与豫北师管区司令张轸联合,在新乡举办豫北师管区干部训练班,得到广大爱国青年的积极响应。这个训练班,就是华北军政干部学校的前身,被人称为“华干”第一期。由于战争局势的发展,该训练班在后期迁至辉县百泉与山西晋城。马宁(新中国成立后任空军司令员)、刘刚(沁阳中心县委书记,新中国成立后任天津市委书记)都是从这里毕业的学生。
不该远去的身影
1949年开国大典前夕,为筹备大典,要在天安门悬挂毛主席画像。为了给画家提供毛主席画像的参考,摄影师为毛主席拍摄了多幅正面肖像,但是都不能满足画家的要求。最后,还是周总理找到几幅毛主席在延安时的生活照,选定一张合影中的毛主席像,作为开国大典毛主席画像的摹本。
这张照片上与毛主席合影的人,就是朱瑞。这张合影照拍摄于1945年6月,是毛主席和朱瑞在延河边散步时的留影。
然而,就在开国大典的礼炮声即将响起的时候,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部队的奠基人、东北野战军炮兵司令员的朱瑞,再也回不到毛主席身边了。1948年10月1日,在解放辽宁义县的战斗中,朱瑞为抢救战友,不幸触雷牺牲,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贡献了毕生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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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名将朱瑞。(照片由作者提供)
朱瑞(1905年~1948年),江苏宿迁人,红军名将。曾在焦作建立中共晋冀鲁豫边省工委和豫北特委,创建道清游击支队等抗日武装,举办培训班,培养抗日干部。他在自传里写道:在豫北工作的这段时间是“他最愉快、最战斗、最紧张积极的工作时代”“是最有成绩的时代之一”。
朱瑞,1924年入广东大学读书,1925年秋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7年毕业后入克拉辛炮兵学院学习,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回国后,历任中央军委参谋、中央长江局军委参谋长兼秘书长。1932年1月到中央苏区,历任红15军、红3军政治委员,红5军团政治委员,红1军团政治部主任,率部参加第四、第五次反“围剿”。1934年10月,参加长征,红军第一、第四方面军会师后,任红一方面军政治部主任。红军到陕北后,参加了东征、西征等战役。1936年12月,任红二方面军政治部主任。1937年抗战爆发后,任中央北方局军委书记,兼八路军驻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联络处处长,从事对国民党军将领的统战工作,并指导直南、豫北党组织的恢复整顿工作。曾在焦作建立中共晋冀鲁豫边省工委和豫北特委,创建晋豫边游击支队、道清游击支队、太行南区游击司令部等抗日武装,举办培训班,培养抗日干部。1939年5月,任八路军第1纵队政治委员,与司令员徐向前赴山东,指挥中共在苏鲁的部队,任山东军政委员会书记、中央山东分局书记。1945年夏,主动向中央提出从事建设炮兵工作,被任命为延安炮兵学校校长。1946年10月起,任东北民主联军和东北军区炮兵司令员,兼炮兵学校校长。他白手起家,两年时间建立起一支拥有近5000门火炮的炮兵部队,提出的一系列炮兵作战原则,使炮兵战术、技术和指挥能力迅速成熟,被毛主席称为“我们中国的炮兵元帅”。
恢复建立党的组织
1937年7月抗战爆发后,中共中央通电全国“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之后,在中共再三催促和全国人民要求抗日的呼声中,蒋介石才于同年8月22日同意国共合作、共同抗日,并宣布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任命朱德为八路军总司令、彭德怀为副总司令、叶剑英为参谋长。
在豫北,叶剑英派地下党员李世璋到驻新乡的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程潜处)任秘书长兼政训处长。李世璋到任不久,即电请北方局:“速派得力干部来此工作。”当时,周恩来主持北方局(在太原)工作,朱瑞为北方局军委书记。北方局接到李世璋的电报后,经过认真考虑,决定派朱瑞前往,任务是代表中共做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争取更多人参加抗战;恢复和发展共产党的基层组织,建立县区抗日民主政权和抗日武装,开展游击战争;培训干部,吸收青年学生参加抗日。朱瑞到任后,被程潜任命为第十八集团军(即八路军)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联络处主任。从此,他利用一切机会去团结进步青年,用一切办法去寻找地方党组织,并指导其工作,为中共在豫北及晋冀豫边区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奠定了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
焦作党的组织建立较早,在大革命时期,这里就有党组织活动。焦作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富有光荣的革命传统。但由于白色恐怖与叛徒出卖,党组织几次遭破坏,许多同志惨遭杀害或被捕入狱,少数幸存者因失掉党的领导难以开展工作。直至抗战爆发前夕,河南省委才派人来此恢复组织。
1937年10月,朱瑞到焦作后,向豫北特委传达党中央与北方局对抗战局势的分析和工作指示。为使豫北党组织不因日寇入侵影响与上级的联系,朱瑞派豫北特委委员、焦作中福煤矿公司电气股股长程明升,携带他的亲笔信,赴开封征得河南省委书记朱理治同意,将豫北党的组织关系划归中共中央北方局领导。不久,聂真、王卓如等人也陆续辗转来到焦作。
为加强焦作地区党的工作,朱瑞在焦作组建了晋冀鲁豫边省工作委员会(简称省工委),对外称“八路军驻国民党第一战区联络处训练部”。书记张萃中、组织部长聂真、宣传部长王卓如(后任书记)、青妇部长薛迅,辖直南、鲁西、晋南、豫北4个特委。按照朱瑞的指示,省工委积极恢复、发展党组织,组织抗日救亡运动,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为豫北抗日战争的领导中枢。到1938年,焦作地区陆续建立起中共沁阳中心县委、新辉获县委、修博武中心县委等党组织,同时各县的区、乡、村级党的组织也有很大发展。
组建抗日武装和民主政权
1938年2月18日,日寇占领修武后,朱瑞率省工委向山西转移前,指示豫北特委委员程明升和刘聚奎,要组织建立抗日游击队,建立地方抗日政权,坚持焦作的敌后抗战。
程明升与焦作扶轮小学校长韩秩吾和在焦作坚持地下斗争的老党员张方来等人商议,决定以焦作煤矿、铁路工人和扶轮小学进步师生为基础,吸收青壮农民参加,在焦作北山的磨石坡村组建起20多人的道清抗日游击队。当时一无服装,二无粮饷,条件十分艰苦。韩秩吾把自己家里的粮食、炒面、干菜捐献出来,又以国民党豫北特派员的身份,将修武县库存的仓谷米活动出一部分,供给游击队。
游击队指战员不畏艰险,英勇战斗,扒铁路、割电线,破坏敌交通,袭击敌据点,曾一度攻入焦作市内,占领了东马市街(现新华街),给日伪军以重创。他们反封锁、搞物资,解决了根据地军民急需的紧缺物资,队伍发展到近千人。
道清游击支队在成长发展的过程中,受到各级党组织和多方面的帮助与支持。朱瑞从抗日大局出发,时刻关注着道清支队的成长和发展,从人员到组织、从枪弹到装备都积极支持。特别是在游击队发展的关键时期,他及时从主力部队派来老红军桂承志和得力人员,发展壮大游击队;有前瞻性地挫败别有用心的张善才企图分裂游击队的阴谋,维护了部队的团结,保证了部队的统一,使部队的领导权牢牢地掌握在对党忠诚的可靠人手里。
程明升和焦作党组织在组建抗日武装的同时,按照朱瑞的指示,重视建立抗日政权。1938年3月,在程明升等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的努力下,取得国民党驻焦作第95师师长罗奇的支持,经过民主选举,组建了中共领导的、有各方人士参加的、河南省第一个抗日民主县政府——修武县抗日民主政府,程明升当选为县长,并报请河南省政府主席程潜批准加委。
做好统战与干部培训
国民党左派、国民党豫北特派员、焦作扶轮小学校长韩秩吾,思想进步,正直善良,大革命时期就靠近中共党组织,在焦作颇有影响。为了争取韩秩吾,朱瑞对豫北特委作过许多指示。经多方努力,韩秩吾响应党的号召,积极参加革命活动,不仅带领师生参加道清游击队,扶轮小学也成为中共在焦作的一个红色堡垒。
1938年春节前,朱瑞在扶轮小学举办县(区)干部训练班,韩秩吾千方百计予以掩护。韩秩吾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2年5月,在抗战中英勇牺性。通过朱瑞的积极活动,在焦作的国民党军政上层人士和社会名流中提高了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威望,不少热心抗日事业的社会进步人士慷慨解囊,资助抗日活动。
为了培训抗日人才,朱瑞还与豫北师管区司令张轸联合,在新乡举办豫北师管区干部训练班,得到广大爱国青年的积极响应。这个训练班,就是华北军政干部学校的前身,被人称为“华干”第一期。由于战争局势的发展,该训练班在后期迁至辉县百泉与山西晋城。马宁(新中国成立后任空军司令员)、刘刚(沁阳中心县委书记,新中国成立后任天津市委书记)都是从这里毕业的学生。
不该远去的身影
1949年开国大典前夕,为筹备大典,要在天安门悬挂毛主席画像。为了给画家提供毛主席画像的参考,摄影师为毛主席拍摄了多幅正面肖像,但是都不能满足画家的要求。最后,还是周总理找到几幅毛主席在延安时的生活照,选定一张合影中的毛主席像,作为开国大典毛主席画像的摹本。
这张照片上与毛主席合影的人,就是朱瑞。这张合影照拍摄于1945年6月,是毛主席和朱瑞在延河边散步时的留影。
然而,就在开国大典的礼炮声即将响起的时候,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部队的奠基人、东北野战军炮兵司令员的朱瑞,再也回不到毛主席身边了。1948年10月1日,在解放辽宁义县的战斗中,朱瑞为抢救战友,不幸触雷牺牲,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贡献了毕生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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