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上，在中国文化地理上，如果缺少了迁徙，可能就没有中原以外的文化崛起，就没有后来江南文化的崛起。迁徙往往是规模性的，在这种大的规模性迁徙之外，还存在影响蛮夷文化崛起的另一个因素，即贬谪。贬谪是个人性，往往是做官的文人，做官的文人被贬到蛮荒之地，其权力与文化影响力，往往能够奠定地域文化，甚至影响到一些地方的民俗建构。这些著名迁客逐臣的文化名人效应，他们对贬所的民俗生活与群体心理发生影响。这是中国古代特有的文化现象。如箕子之与朝鲜、屈原之与岳阳、柳宗元之与柳州等，都起到过这种文化奠定作用。我们这里讲焦作人韩愈奠定潮州文化。
韩愈贬放潮州，才有了潮州文化，韩愈对潮州的文化产生与形成起到了深远影响。用今天潮州人自己的说法：没有韩愈，就没有潮州的现在。韩愈作为一个贬臣逐客，能够赢得潮州人民永久的崇敬与怀念，从而对潮州的民俗生活与群体心理发生影响，有两个因素。一是韩愈在潮州积极作为，造福一方，赢得当地士庶的永久怀念；二是韩愈本身是一代文豪，官名落而文名显，也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个特殊现象，并且在官名落而文名显的过程中，又往往正是一个被老百姓接受认可的过程，起到了一种奇特的推崇宣传作用，这是韩愈自身的文化被潮州接纳的文化内在原因。
唐代贬谪潮州的中央大员可谓多矣，如张元素、唐临、常怀德、卢怡、李皋、常衮、杨嗣复、李德裕、李宗闵等都曾贬逐潮州。但他们基本上没有能够在潮州人心灵世界中占据一席之地，也没有留下什么可供后人观瞻的文化遗迹。创造潮州者，唯有韩愈。韩愈地位不如曾高居相位的李德裕，贬居潮州的时间仅7个多月，却赢得了不朽的声名，可以说是已经世世代代活在了潮州人的心中，这不能不说是文化的力量。韩愈，在中国文化思想史上，是唐宋以来中国历代文人士子心中共有的丰碑。但是，对于潮州人来说，韩愈的形象更为突出，已经是神化了的韩愈。
韩愈在当世已享有盛名。在韩愈未到潮州之前，文章就已流传到了潮州。潮州进士赵德就曾在“蓬茨中手持目览，饥食渴饮”，并为之“沛然满饱。”韩愈去世后，到了宋代，到潮州做官的其他文人，也极力推崇。哲宗时，王涤知潮州，把刺史堂后的韩文公祠迁至城南，并专门约请名满天下的苏东坡撰写碑文，而有《韩文公庙碑》的千古名文。
韩愈在潮州，主要有驱鳄除害、关心农桑、赎放奴婢、延师兴学等。潮州远离中原，僻处岭外，交通不便，地理封闭。唐杜佑《通典》云：“五岭之南，人杂夷獠，不知礼义……是以汉室常罢弃之。”到唐代，当中原文明已高度发达的时候，潮州大部分地区还仍然处在荒凉落后的状态之中。因而潮州成为当时众多贬臣逐客的被贬之所。官员的谪放潮州，把中原文化礼俗传播到了潮州。自韩愈贬潮后，更是整体性地推动潮州的社会历史前进步伐，四件事，关系到移风易俗、农业开发、人口政策、文化培育。可见，是韩愈点亮了潮州文明的火把，烧去蛮荒与落后。
韩愈对潮州的影响是深远的。与焦作一样，潮州市区今有昌黎路，有昌黎小学等。它反映出潮州命名者特定的文化心态。以韩愈的号命名，反映着潮州人至今对韩愈的怀念与崇敬。这是新的，还有旧的。“韩山”、“韩江”、“韩木”等古代命名，在潮州比比皆是。在潮州昌黎路中段，潮州博物馆前，有一巍峨的石牌坊，建于明嘉靖十七年（1538年），坊额题着“昌黎旧治”、“岭海名邦”八字，流露出潮州人自古就有的因文化名流韩愈治潮而产生的自豪之情。潮州西湖公园内，涵碧楼后面山坡上，有一“景韩亭”，亭内正壁中有据说是韩愈所书而由清代潮州知府龙为霖主持摹刻的《白鹦鹉赋》石碑。潮州北郊韩江北堤旁有“祭鳄台”，潮州韩文公祠，始建于宋真宗咸平二年（999年），南宋淳熙十六年（1189年）迁至韩山，是一座历史悠久、保存最完整的祠宇。被潮州人视为潮州城的标志。
韩愈在潮州期间，曾经驱鳄除害，这是焦作人都知道的韩愈故事。在新旧唐书中皆有记载。《新唐书·韩愈传》云：“初，愈至潮州，问民疾苦，皆曰恶溪有鳄鱼，食民畜产且尽，民以是穷。数日，愈自往视之。令其属秦济以一羊一豚投溪水。”对韩愈祭鳄一事，后世向来有两种不同的态度。一些文人士大夫持批评态度。宋代王安石在《送潮州吕使君》诗中说：“不必移鳄鱼，诡怪以疑民。”明确表示韩愈祭鳄为“诡怪”之事。与之相反，更多的一些文人学士对韩愈驱鳄称颂备至，苏轼肯定韩愈“能驯鳄鱼之暴”。潮州人则历来抱赞赏与感激的态度。虽然凭一纸文章不可能根治鳄害，但韩愈驱鳄却富有文化意义。作为一个被贬官员，置个人忧愁、不幸于度外，为了解除民瘼，刚上任即“询吏民疾苦”，并诉诸行动，形诸文字的动机和行为，理所当然地会得到人们的肯定和赞扬。驱鳄行为也成为以后潮州人尊韩的一项重要史实。
在韩文公祠正堂东侧石柱上，有一付联语：
辟佛累千言，雪岭蓝关，从此儒风开海峤；
到官才八月，潮平鳄渚，于今香火遍瀛洲。
“香火遍瀛洲”五字，表明韩愈在潮州人的精神世界中产生的影响。
韩愈在潮州期间高度重视文化教育。贬到潮州不久，韩愈就写了《潮州请置乡校牒》，他认为，治理社会，“不如以德礼为先，而辅之以政刑也。夫欲用德礼，未有不由学校师弟子者。”为官一方，关心不关心地方，从教育上可见一斑。韩愈一方面荐举地方俊彦赵德主持州学，一方面兴办乡校。办学缺资金，韩愈就“出已俸百千以为举本，收其赢余，以给学生厨馔”。这个数目，大致相当于韩愈8个多月的俸禄，也就是说，韩愈为兴办学校，把他在潮州8个月的所有俸禄，都捐了出去。苏轼在《潮州昌黎伯韩文公庙碑》中说，“朝散郎王君涤来守是邦，凡所以养士治民者，一以公为师。”这实在是：清官在前，后来者不敢不为榜样。
后世的潮州人，以善于经商著称，生意做到了世界各地，被称为“潮人”、“潮商”、“潮帮”，有中国的“犹太人”之称。然而，潮州人又有好学崇文的风气。这种好学崇文风气的形成，追根溯源，则直接得益于当年的韩愈。早在北宋，苏轼就已指出：“始潮人未知学，公命进士赵德为之师，由是潮之士笃于文行，至于今号称易治。”如今潮州文物，始于唐而盛于宋，“爰自昌黎韩公以儒学兴化，故其风声气习，传之益久而益光大”。韩愈，能够形成潮州人群体行为方式，形成一种有地域色彩的风气。
潮州也有八景，其中有一景便是“韩祠橡木”。在当地也被叫做“韩木”，传说与韩愈故里孟州韩愈墓中关于“韩木”的传说是一个模子。传说：“韩木”为韩愈手植，今已不存，但“潮人想慕者久而弥殷”。这是一个有趣的民俗传说：韩祠里的橡木开花之多少，会预示着潮州士子登科人数之多寡。成了“韩木花开兆先机”的神异传说。这个民俗事象是韩愈以儒学兴化直接结出的果实。表明在韩愈影响下的潮州人已经养成了浓厚的爱文好学的“士风”。曾有这样一个记载：宋孝宗问潮州人王大宝曰：“潮风俗如何？”王大宝回答说：“地瘦栽松柏，家贫子读书。习尚至今。”潮州的这种人文传统，这种民情风俗，遥接着传续着韩愈当年以儒学兴化的古风。
由人到神。韩愈在潮州的被神化，早在苏轼《潮州昌黎伯韩文公庙碑》中就说：“潮人之事公也，饮食必祭，水旱疾疫，凡有求必祷焉。”早在宋代，韩愈就被潮州人请上了神坛，享受起了香火，而且竟然成为潮州商人奉祀的财神。苏州现存的《潮州会馆记》云：“我潮州会馆……敬祀灵祜关圣帝君、天后圣母、观音大士。已复买东西旁屋，别祀昌黎韩夫子。”商人商帮尊关帝、祀天后、拜观音，到处皆然，而奉祀韩愈做财神，实为潮商所独有，焦作人知道了也稀罕。在潮州民俗中，韩愈，已是历史人物，俨然已是神话人物。同三国时代的关羽、诸葛亮，宋代的岳飞、包拯等一样，韩愈被潮州人从人的地位提升到了神的地位。
远谪八千里，焦作人韩愈，在潮州留下一脉怀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