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阳城是我市的标志性文物，2006年5月25日，国务院公布山阳城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关于山阳城的古代文学作品，最著名的是两首赋，其一是西晋竹林七贤之一的向秀写的《思旧赋并序》，其二是中唐诗人刘禹锡写的《山阳城赋并序》。笔者在这里对《山阳城赋并序》作以分析。
刘禹锡（772年~842年），字梦得，河南洛阳人，唐代中期诗人、哲学家。唐敬宗宝历二年（826年）岁暮，刘禹锡罢和州刺史任返洛阳，途经扬州与白居易相会。白居易在筵席上写了一首诗相赠：“为我引杯添酒饮，与君把箸击盘歌。诗称国手徒为尔，命压人头不奈何。举眼风光长寂寞，满朝官职独蹉跎。亦知合被才名折，二十三年折太多。”刘禹锡便写了《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来酬答：“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弃置身。怀旧空吟闻笛赋，到乡翻似烂柯人。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今日听君歌一曲，暂凭杯酒长精神。”这里的“闻笛赋”就是指西晋向秀的《思旧赋并序》。向秀跟嵇康是好朋友，嵇康因不满司马氏集团而被杀，向秀经过嵇康故居时，听见有人吹笛，不禁悲从中来，于是写下《思旧赋并序》。序文中说：“自己经过嵇康故居，因写此赋追念他。”刘禹锡借用这个典故怀念已死去的王叔文、柳宗元等人。刘禹锡所处的中唐时期，藩镇割据，朋党相争，宦官专权，造成严重的政治危机。尤为令人痛心疾首的是皇帝昏庸和麻木不仁，整日以荒淫纵欲为事，以致朝廷纲纪大坏，国势日颓。士大夫阶层中一批关心国家命运的人物忧心如焚。他们有的廷争切谏，有的婉转讽谕。刘禹锡在对前朝历史严肃深沉的反思中，努力探索造成这种危局的基本原因。他一方面在政治生活中作积极的努力；另一方面，他借助于辞赋这种篇幅较长、容量较大、有鲜明讽谕特征的文体，通过借汉说唐的做法，从总结汉王朝兴衰盛替规律出发，给当代帝王提供经邦治国的历史借鉴。刘禹锡的赋现存11篇，题材广泛，《山阳城赋并序》就是其中一篇这样的作品：山阳故城，遗址数雉。四百之运，终于此墟。裔孙作赋，盖闵汉也。
词曰：我止行车，陨涕于山阳之墟。是何苍莽与惨悴，舂陵之气焉如？踣昌运于四百，辞至尊而伍匹夫。有利器而倒持兮，曾何铓刃之足舒。懿王迹之肇基，暨坤维之再敷。邈汜阳于鄗上，恍蛇变而龙摅。痛人亡而事替，终此地焉忽诸！
嗟乎！积是为治，积非成虐。文景之欲，处身以约，播其德牙，迄武乃获。桓灵之欲，纵心于昏，爇其袄焰，逮献而焚。彼伊周不世兮，奸雄乘衅而腾振。物象漼以易位，被虚号而阳尊。终世殚而事去，胡窃揖让以为文？
呜呼！维神器之至重兮，盖如山之不骞。使人得譬乎逐鹿，固健步者所先，谅人事之云尔，孰云“当涂”之兆也自天？
乱曰：久矣莫可追！升彼墟兮噫嘻！躅遗武兮，贻后王之元龟。
山阳城离刘禹锡的家乡洛阳不远。汉献帝刘协禅位给曹丕后，被封为山阳公，居住在此。到中唐时代，山阳城只剩下一片废墟。序称：“裔孙作赋，盖闵汉也。”“闵汉”为其立意之所在。
正文共四段。第一段主要是“闵”汉朝四百年基业毁于一朝。第二段主要是“闵”汉朝为奸雄所乘，他认为一个朝代的兴亡总是要经历一个渐变的过程。汉朝的灭亡，表面上是奸雄窃国篡政，实际上是帝王自身“纵心于昏”所致。第三段主要是“闵”世人不察汉朝灭亡的原因。汉朝究竟为什么会灭亡？传统的说法总是归于天意；汉末流行的谶语说“代汉者当涂高”，好像一切都是由天命安排好的；作者不同意这种说法，他以简练精简的语言推出全文的中心论点：“谅人事之云尔，孰云‘当涂’之兆也自天？”决定国家兴亡盛衰的关键是在人事而不在天命。第四段主要是“闵”汉朝的灭亡已不可挽回，只能把惨痛的教训留给后人。在这里，作者实际上是向当朝统治者提出了委婉而严肃的忠告，具有鲜明的讽谏意义。
在艺术方面，本赋有两个特色。一是借古说今；二是对比。本赋基本上是采取对比行文的格式来写的：一为盛衰对比，这在正文的第一段表现得十分明显；二是“积是为治”与“积非成虐”的对比。
正文第二段以文景、桓灵为两极，从君主的立身处世设比，来说明“谅人事之云尔”的深刻道理。触目惊心的史实，足以给任何一位后代帝王以雷鸣电击般的强烈震撼，启发他们从前代的世运变迁中吸取教训。为了加强对比效果，作者十分注意材料的典型性和形象性。其次，作者遣词用语相当传神。另外，句意的贯通与曲折、句式的斟酌与变化、语气的抑扬与错综，都使文章开卷舒合，起伏顿挫，贴切传神地表达出作者深邃的思想内蕴。
由《山阳城赋》可以看出，刘禹锡的赋立意较高，思想通脱，成就比较大。至于行文多议论，与作者的政论性内容和政治家气息是密切相关的。
□ 李庆保
